怎忍看，这八万里路痛和泪

　　时报新闻眼

　　8年，人生有多少个8年可以用来承担焦灼与悲伤，又有多少个8年可以用来抗争和申诉？公民陈世江与公民郭玉香以莫大的牺牲和最为朴实的方式赢得了自由和清白，结局固然可喜，可是过程与原因却着实令人愤慨。——张鹏

　　张鹏的博客：沧海月明心 ｈｔｔｐ／／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ｔｉａｎｙａｂｌｏｇ．ｃｏｍ

　　800多年前，岳飞曾在《满江红》里吟唱“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武穆的这一份慷慨与悲壮至今让后人唏嘘感慨；800多年后，“山东蓬莱男子陈世江被误判死缓，其母郭玉香上访8年累计行程8万公里讨回清白”（《法制周报》 7月3日）的新闻则更让公众感叹——怎忍看，这八万里路痛和泪！事件仿佛一枚威力巨大的“催泪弹”，令善良的人们潸然泪下。

　　实际上，郭玉香上访的累计行程不止“八万里路”，而是8万公里，即16万里，在家庭愁云密布的8年里，我们很难想象，这位坚韧的母亲是以怎样的毅力支撑着走过漫长的旅途。8年，人生有多少个8年可以用来承担焦灼与悲伤，又有多少个8年可以用来抗争和申诉？公民陈世江与公民郭玉香以莫大的牺牲和最为朴实的方式赢得了自由和清白，结局固然可喜，可是过程与原因却着实令人愤慨。公众有必要大声疾呼：为什么一位公民通过正常渠道上访，相关问题得不到迅速有效的回应，竟然需要拖延8年，才能等到迟来的公正与正义？如果在这8年中的某一天，郭玉香因为经济困窘和身体原因放弃努力，结果会是怎样？是不是就这样不了了之？陈世江是不是要在监狱里继续蹲下去？这种情形，即使只是想一想，也足以让我们心惊胆寒。

　　近年来，各地的“佘祥林”陆续被新闻媒体曝光，关于制度监督的办法，关于严肃处理的说法，我们已经听得多了，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建议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是却并未涉及问题的根本原因：即山东蓬莱警方为什么敢于冒风险，使用刑讯逼供的种种手段逼迫陈世江“认罪”？笔者认为，相关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承受了过大的不够科学的破案率考核压力（这关系到职位升迁、受嘉奖等多种切身利益），以至于他们很容易采取极端手段来加快案件审结，应该算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破案率考核是一种必要的管理手段，但是如何提高考核的质量，如何透过冷冰冰的数字来体现法律的威严和公正却也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个症结如果难以消除，无论多么严格的过程监督，无论多么严肃的事后处理，都只是一种摆设，因为利益驱动的力量不但非常强大，而且特别善于投机特别善于钻考核的空子。

　　城市首先应让穷人满意

　　城市的高消费场所越来越多，城市的豪宅别墅越来越多，富人以及中产们在享受这一切时，可能很少会想到这样的问题：穷人（低收入阶层）住到哪里去了？他们平常到哪里消费？是的，不但这些优越感十足的人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即使是某些城市的管理者可能也不愿考虑这类问题。

　　“‘宜居’程度倒退，民调显示北京市政建设嫌贫爱富，对低收入者关注不够”（《中国青年报》 7月3日）的新闻完全证实了笔者的上述说法，北京和中国的众多城市一样，正在大踏步地建设“宜资型城市”，至于“宜居”——就让阔佬和房地产商自己去折腾吧，谁有钱谁“宜居”，谁没钱谁憋屈，世道就是这样。于是，富人以及中产们对城市越来越满意了，而穷人们则对城市越来越反感了，这种由于市政建设嫌贫爱富导致的民间意见对决，对于城市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就市政建设（包括交通条件、生活环境等）而言，城市管理者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低收入阶层（这其中包括部分本地居民和外来工家庭），因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况且稳定并提升这一阶层的生活指数本身就是城市整体和谐进步的需要。比如，部分本地居民靠自身的收入几乎一辈子都不可能改善住房状况，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搬到郊区居住，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所以他们多倾向于在原住地就能够享受政府市政建设带来的好处，而这恰恰也是政府的责任所在。一个负责任的城市管理者、规划者应该尊重这种眷恋和意见，在相应的市政建设中对低收入阶层所居住的社区或区域予以倾斜，其实，不仅仅是市政建设应该首先让穷人满意，我们甚至提倡：城市首先应该让穷人满意。

　　又比如，面对庞大的外来工家庭，城市是否让他们满意已经是关系到今后是否具备强大发展后劲的严肃话题。具体而言，城市想让他们满意，首先必须创造条件，让外来工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得以在若干年之后，顺利实现劳动力的升级换代，城市有赖于高素质新生力量的拉动才能迅猛快跑。可见，“城市首先应该让穷人满意”不仅仅事关穷人，实际上和每一个都市人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