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大场子"游戏—解读足球与政治文化

　　足球被称为男人的游戏。历史上，体育的发展似乎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有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战争培训和模拟。古罗马时代的角斗士游戏，就是一种血淋淋的战争模拟。随着文明的进步，游戏也趋向文明，在如今的各种游戏中，足球算是对抗性最强、不可预测性最大的游戏之一。历史上，战争是男人的事，今天，球迷的多数仍为男性。从这种意义上说，体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模拟游戏，人们从各种体育游戏中培养某种社会生活的技能。

　　人类政治文化的发展似乎也是一种游戏化进程。鲁迅形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为“相斫谱”，这种真刀真枪的政治文化太血淋淋了，以至难以称之为游戏。当代的政治文化则向游戏化发展，几年一次大选(和世界杯或奥运会的频率差不多)，是一场热热闹闹的大“秀”。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不同政党吵得慷慨激扬，但政纲却是大同小异，谁来搞也是左一下右一下，不会偏离中线太多。这或许就是“历史终结论”的要义所在。

　　足球是一种“不可预测”的游戏，因为它的场地大、参与者多，进球很难，有赖于各种偶然因素的瞬时集合。当代政治也是一种具有相当“不可预测性”的激烈竞争游戏，一种可能发生逆转奇迹的游戏，因为它也是“大场子”游戏，参与者众多，而且民心易变，民情如水。当代足球和当代政治之间由此产生着一种相近性和相通性，这或是许多政治家喜欢足球的原因之一。他们在两种游戏中能感受到同样的戏剧性和激烈性。

　　据报道，不久前访问巴西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巴西总统卢拉谈起了世界杯，两人为世界杯法国和巴西谁能胜出发生“口角”，其激烈程度远胜于“国家利益”之争。世界杯在德国举行，德国总理默克尔承诺，尽管公务繁忙，但一定争取看德国队的每场比赛，以尽一个球迷之责。乌克兰总理叶哈努罗夫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全国放假，让球迷观看乌克兰队的比赛。加蓬总统邦戈决定自掏腰包为加蓬的电视台购买世界杯的转播权。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惜“以权谋私”，向德国总理索要一张世界杯决赛门票。韩国首位女总理韩明淑6月13日以普通球迷身份亲赴法兰克福观看韩国队与多哥的比赛，与韩国“红魔”啦啦队一起狂呼。

　　政治家爱足球，事例不胜枚举。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政治上几起几落，他第三次政治复出的首次公开亮相，便是在足球场的看台上。足球与政治家有如此密切的关联度，使足球在竞技和娱乐的意义之外，有时也具有了某种政治象征意义。

　　当代政治基本上是“选举”政治，也是一种“人气”政治。而当代足球则是最具“人气”的体育游戏。这一共同点使政治和足球之间也建立了某种联系。政治家对足球的喜爱既有个人因素，也和足球的“人气”极旺有关。笔者揣测，有些政治家之所以喜欢公开表露对足球的兴趣，或是为了把足球“人气”转化为一种政治“人气”，建立与广大球迷的“心灵沟通”，体现“与民同乐”。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或会有所助益。

　　从本质上说，政要喜欢足球，是一种个人兴趣。这种个人兴趣不应“越界”。从当代的情况看，因足球而发生政治丑闻的情况似乎不多。中国古代有一种叫“蹴鞠”的游戏，和足球类似。按《水浒传》所述，宋朝徽宗是一个“蹴鞠”迷，浮浪子弟高俅因球踢得好，被皇帝看中，当上了太尉的高官，引出林冲夜奔等故事。这或许算是一个古代的足球政治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