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莺莺之死”谈民主监督

　　湖北省襄樊市西北部有个老河口市，老河口市区十公里之外有个宝石宾馆。2002年3月15日晚，一位，这位名叫高莺莺的花季少女在这里香消玉殒。在她离奇死亡后，公安人员一不保护现场二不查看现场，第二天就定性为“自杀”，但所谓自杀的高莺莺身体却多处被抓伤，一个乳头被咬坏，喉部有被掐的手印，手腕有黑紫色勒痕……而后又动用公安和武警抢夺尸体，通过抓人、软禁、连坐等手段威逼家属签字火化，火化时将衣物全部烧毁一件不留……（2006年7月4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究竟是谁制造了高莺莺命案？一件疑窦重重的现代“窦娥冤”案？一件早就应该真相大白而迟迟不能了结的命案。只因涉及制造命案者——襄樊原市委书记孙楚寅的特殊身份，所以，即使在孙因卖官窝案而判刑的今天，媒体的记者采访也还感到处处受刁难：曾被不明身份的人员和车辆跟踪盯梢；在检察机关护送记者采访时依旧被跟踪；在省公安厅门口，还被未挂牌照轿车的驾驶者拍照。

　　在当地，从平常百姓到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制造高莺莺命案的元凶一定同孙楚寅关系密切，因为调动驻襄樊的武警，没有市委书记的命令是不可能做到的；阻止襄樊的报刊登载这个事件，除了他，在整个襄樊，没有第二个人有如此大的能量……而种种反常现象，更说明执掌重权之手在背后操纵。

　　一个人有如此大的能量是权高位重的直接体现，也是权力不受制约的直接体现。这也表明了权力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支配他人的力量！而最简单地体现权力的方式就是行使暴力。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首脑就能拥有可以调动一切的权力？是谁给了他如此大的权力？当地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到哪里去了？当地的权力监督机构人大政协又到哪里去了？

　　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没有监督的权力是最危险的权力”。这说明对于权力监督的重要。这也说明在我国事实上存在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现有的监督措施很难对其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因为下级干部和群众拥有的权利和权威不足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舆论监督在现有体制下也不能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因此，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对“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进行监督和制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有效的权力制约方法我们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如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思想都可以学习。因为他们这些主张的核心，都是如何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乃至杜绝权力滥用的现象。如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孟德斯鸠的这一思想，对西方国家民主宪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以权力制约权力，即通过民主政治体制本身形成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对权力的运作加以规范和限制。这也是权力制约的主要手段。其次，以法律制约权力，即将权力的行使规定在宪法法律的范围之内，通过宪法和法律约束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这也是现代国家法治的基本要求。英国的宪法学家戴雪指出：法治首先意味着法律的绝对的至高无上和优势地位，它排斥政府的专断、特权和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其三，以权利制约权力，即通过公民民主权利的确认与保障，对国家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对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一个事实是，从延安时代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决主张民主监督。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问毛泽东：历史上许多政权“其法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形成了一种周期率，共产党执政后有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支配的新路？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同样，关于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宪政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核心部分。邓小平在1987年10月13日的一次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这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重视民主监督。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日下午进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要不断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胡锦涛强调，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民主执政，就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7月3日中国新闻网《胡锦涛：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对权力监督》）

　　相信随着党内民主监督的不断加强和完善，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也会加快其步伐。那种一手遮天的权力过度集中现象将不会再现，那种权力过度集中所造成的现代“窦娥冤”案也将不会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