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昌
“脱衣讨薪”又一次震惊了国人。一个柔弱女子，为了向老板讨回属于她自己的8000多元血汗钱，在万般无奈之下，竟然采取了“脱”的做法——在那家公司门口，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和一双拖鞋。从中不难看出，8000多元对于这位女子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而讨薪又是何等的艰难！
“脱衣讨薪”的女子固然值得同情，而那个欠了许多人的（相信不只是拖欠一个女
子）的许多血汗钱、并追打“裸体讨薪”女子的老板，固然可恶。而欠薪背后的若干深层次问题，确也值得反思。于是，围绕“脱衣讨薪”的议论纷起，其中有同情、声援这位弱女子的，有鞭挞、声讨那个黑心老板的，而更多的是对事件作了延伸性“深度思考”——其中有一种声音：有说“不惜以牺牲贞操、尊严为代价”的，也有说“连尊严和羞耻都‘脱’了，他们还剩下什么可以拿来作为讨薪的‘道具’”的（6月29日《生活新报》）更有甚者，以《谁来核算裸体讨薪背后的尊严成本》为题，说什么：（社会成本中）“无疑还应包括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的尊严成本。当农民工们低三下四地求着老板们归还欠薪之时，他们有何尊严可言？当讨薪的农民们在各职能部门之间被当作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之际，他们有何尊严可言？而“裸体讨薪”的那一刻，尊严更早已是零落成泥。”（6月26日《北京青年报》）
追薪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欠薪本身，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追薪总成本中是否还包含了“尊严成本”，倒是需要商榷的。
首先，尊严是什么？按照习惯意义上的理解，就是对个人或社会集团的道德价值的认识和自我肯定；而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之总和，便组合成一个人的人格（见《辞海》“尊严”、“人格”条）。再看“脱衣讨薪”女子，她在一次次通过正常途径讨薪无果的情况下，依然不依不饶、不放弃，执意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除了8000多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外，还在于她看重自己的劳动价值和劳动所得，而这种看重，恰恰是她的一种自我肯定的表现。另一方面，她的“脱衣”，明显与道德品质无关。因此，她的“脱衣”既无碍其尊严，也不影响其人格。她还是原来的她。只有这样去认识“脱衣讨薪”女子的行为，才是对她的起码尊重，才是对她的最好同情。事实上，只有那些站在一旁看热闹的、耻笑的人，才会只看到其“脱衣”一面，才会忽视其万般无奈的处境，才会觉得其行为让她的尊严扫地，人格尽失。
其次，既然我们已经晓得人格、尊严是这么一个概念，自然就明白尊严就是尊严，人格就是人格，是无法把它量化为别的什么的。可是，呼吁“核算……尊严成本”者却犯了一个大忌：他主张对“脱衣讨薪”之举进行“核算”——量化，“成本”——货币化。由于他在文章中把追薪的社会成本以货币指标形式加以说明，因此不用怀疑他的“尊严成本”指的就是货币。这至少带来三个问题：一，一个人的尊严价值几何？二，“尊严成本”到底是什么？三，谁有本事去“核算”这个“尊严成本”？估计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出来的。尽管“脱衣讨薪”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沉重的代价，并非皆可以计入某种成本的。因为，一个人的尊严，无法以多少价值来衡量或者对比。看来，“核算……尊严成本”之说，只能是一个无法成立的伪命题。要知道，倘若“尊严成本”可以成立，那么道德、情色、肉欲之类，岂不都有了进行货币交易的“正当理由”？那就大谬特谬了。
至此，“核算……尊严成本”之说，该可以收场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