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离我们有多远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印度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近邻。记者日前参加了中国外交部组织的一个新闻团赴印度采访，一行13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去过印度。印度带给我们这些初访者的一个共同感受是：原来我们对印度的了解竟然这么少！

　　“印度是我们遥远的近邻”

　　“印度真远！”踏上行程后，许多人发出了同样的感慨。从地图上看，北京到新德里的距离和到曼谷差不多，原以为坐飞机4个多小时就能到。结果，记者团一行搭乘的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先抵达香港，等待3小时后换乘班机再飞往新德里，整个旅程花费12个小时，而北京直飞纽约也不过13个小时。

　　由于客源较少，北京到新德里至今没有开通直航。中国内地航空公司经营赴印度航班的只有东航一家，每周4个班次，从上海飞新德里。与中韩间每周380个航班相比，中印之间的航班实在太少了。记者团出发当天恰好没有东航航班，只能搭乘香港港龙航空的飞机，不但要在香港等候3个小时，还要多飞一段距离。

　　众所周知，喜马拉雅山是中印之间的天然屏障，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这道天然屏障即便是在航空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还依然那么高大——为了避开喜马拉雅山，飞印度的航班不能走直线，要绕经曼谷。喜马拉雅山上空强劲的升降气流、高空风以及每年长达5个多月的雨、雾季节，使这段航线成为客机的禁区。同行的记者感慨说：“印度是我们遥远的近邻。”

　　中印两国总人口24亿，每年双边往来却只有40万人次，不及中国与新加坡的1/4，更无法与中韩每天1.5万人次的往来相比。民间往来太少，致使中印人民彼此疏远。印度懂中文的人极少，以至于当地人开出中文文件翻译“每页100美元”的高价；孟买街头卖工艺品的小贩认得美元、日元和新加坡元，但当记者打算拿出人民币付账时，他十分为难地摇摇头……对于中印两国人民来说，彼此间的心理距离要比实际的地理距离遥远得多。

　　一位在印度工作多年的外交官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他去印度西部旅游，当地船夫问：“先生是从日本来吗？”“不是，”他反问，“为什么认为我是日本人？”船夫回答：“因为日本是印度的朋友。”中国外交官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也是印度的朋友。”船夫摇摇头说：“不，中国是印度危险的朋友。”船夫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印度人的心理，他们对中国的记忆依旧停留在数十年前。

　　有一种坐着时光机器穿梭的感觉

　　一下飞机，眼前的印度多少有点让记者失望。德里国际机场像国内一个中等城市的火车站，天花板上的壁画已经褪去了光鲜的颜色，有的地方斑驳脱落。乘客通道没有空调，运转中的风扇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等候入关的地方，机场工作人员的桌上摆放着一台笨重的摇把式电话机，记者一直没有看见有人使用它。

　　走出机场，湿热的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酸臭气息，马路上尘土飞扬，街上最多的是被当地人称为“Scooter”的“摩的”，经常能见到四五个印度人挤在这种额定载员两人的小车里。印度公交车通常没有门和窗玻璃，多数乘客都是追车奔跑，抓住车门框飞身跃上车，下车就直接跳下来。印度司机开车是出名的疯狂，据说在印度的日韩公司硬性规定，不准员工自己开车上班，因为“不希望员工每天早晨带着满身伤痕或者恶劣的心境开始一天的工作”。由于常发生刮蹭，大街上行驶的出租车多数没有后视镜。街道两旁，不时能见到私搭乱建的窝棚，垃圾和污水散落其间，衣不蔽体的乞讨者看到游客经过，就伸开黑乎乎的手拥上去。在道边随地小便的人，就像在中国随地吐痰一样不稀罕。

　　抵达印度第一天，记者随团前往距新德里约210公里的泰姬陵参观。通往泰姬陵的路据说是路况最好的，但我们在路上还是花了5个多小时。这是因为马路不分快慢车道，从小轿车到货车、轻骑摩托、三轮车甚至慢悠悠踱步的神牛，都在同一条路上走着。虽然是柏油马路，但目测就能看出道路修得不平，路边的标志写着限速80公里，实际上能跑到60公里就很不错了。印度在2003年才开始对它的第一条高速公路进行规划设计，现在真正封闭的高速公路总长只有200多公里。同行者感叹，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来到印度，就像回到了二三十年前的中国”。

　　而在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高科技园区，记者看到了“另一个印度”。当记者迈进印度软件业第二大企业Infosys总部厚重的铁门，在荷枪实弹的警卫监督下通过安检后，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呈现在记者面前。地面一尘不染，四周绿草如茵，一栋金字塔形状的现代化建筑临湖而建，园区有游泳池、篮球场、五星级健身中心和现代的购物超市，免费的高尔夫球车载着员工和来访客人在园区中穿行。这里，所有见到的标牌都由英文书写，遇到的人都说着流利的英语，彬彬有礼，让人感觉如同身处美国硅谷最顶尖的企业。

　　在印度，时常能见到这样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几乎让我们产生错觉，好像乘坐着时光机器穿梭。

　　感受“印度时间”

　　在印度学会一个词：“印度时间”。坐印度的航班从班加罗尔到孟买，机票上写着8点半登机，到了时间不见任何动静。跑去问机场工作人员，他很平静地回答：“再等等”。又等了20分钟，还没得到通知，再问才知道，“晚了一点点”，这“一点点”是“航班延误了一小时”。工作人员似乎对中国记者们的缺乏耐心很不满，的确也是，乘坐同一个航班的印度人都在很安静地等着，只有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印度工作的驻站记者说，按照“印度时间”，如果事先约好了9点见面，如果9点半他能来，那就是准时的。一本英文的印度旅游指南上也赫然写着：在印度，比约定时间晚半个小时是正常的。

　　在其他方面也能感受到“印度时间”。新德里一个立交桥，据说修了两年了，还没完工；孟买当地人指着机场旁边一大片贫民窟说，10年前政府就说要把这块地扩建成新机场，每年只见议会讨论不见具体行动，倒是贫民窟的规模这10年增加了好几倍。记者采访印度议会时，问为什么一些领域对外资开放的政策公布出来很久，却迟迟不出台具体的执行措施，被告知“思想总是要快于行动，中国企业需要多一些耐心”。

　　为什么不能快一点做事情呢？一名受访议员告诉记者，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做事情不能由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说了算。就拿修机场来说，这项复杂的工程要经过议会讨论，持不同意见方要经过反复论证才能做出决策，达成“民主一致”很不容易。即便议会达成一致，如果有人提出新的质疑也要重新提交证据。如果赶上政府换届，决策者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就需要从头再来。这位议员说，这样虽然做事慢一些，“但是稳妥”。

　　在印度逗留几天，记者碰到过七八次停电，好在各个机构都自备有发电机。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有所了解后，再看一些当地媒体的报道，记者终于弄明白印度经常停电的根源。在选举的时候，政治家为了拉选票，向农民承诺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用电。这样的后果就是发电厂和电网因为电费收不上来而连年亏损，进而没有动力进行扩建，致使电力需大于供，产生恶性循环。

　　自信的印度人

　　在《福布斯》10亿美元资产以上的超级富豪排行榜上，印度有23人上榜，资产总额为988亿美元，甚至超过了长期称雄亚洲的日本富豪，登上亚洲首位。印度的穷人也不少，据统计，有3.5亿人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熟悉印度的人告诉我，富豪和穷人都不能代表印度社会，前者多半并不生活在印度国内，后者则对印度政治经济缺乏影响力，印度的主流是3亿中产阶层。

　　从印度的物价水平来看，印度1/3的中产阶层其实也就是刚刚脱贫的群体。听TCL印度公司的销售人员说，在印度卖得最好的是14英寸的黑白和彩色电视，挣钱买台电视是很多印度中产阶层家庭的目标。不过，印度中产阶层多半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谈起印度，他们经常用“伟大”、“奇迹”来形容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在孟买，一名印度人把海滨一排二三十层的高楼指给记者看，说：“看，多么壮观！”他的骄傲容易理解，因为记者在印度其他城市，很少看到7层以上的建筑。在孟买的富人区，一名老者执意要带记者从一处山坡上鸟瞰“伟大的孟买”，他说自己很幸运能够生活在“世界最棒的城市”。而乘坐飞机从孟买返回香港时，记者听到后排的两个印度人在感叹：“看，楼多高啊，机场多平坦，跑道真直！”如果不曾去印度，记者不会意识到这些感叹有什么特别。

　　中产阶层对世界了解程度不高

　　在印度，还有一个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虽然媒体很发达，但印度中产阶阶层对世界的了解程度并不高。很多人以为，韩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因为LG、三星和现代的产品在印度卖得最好；还有人说中国的首都是上海，这可能是因为印度的媒体总把孟买和上海放在一起比较。《印度斯坦时报》副主编说，印度人对国内新闻的兴趣远大于国际新闻，在他们的报纸上，提及最多的国家是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周边国家，印度报纸大多没有派驻到中国的记者，他们对中国的报道大多是直接采用西方通讯社的稿件，很难保证真实客观。不过，记者遇到的许多印度人都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得相当快”。大部分印度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件好事，不会对印度带来威胁。

　　记者发现，印度不论是多少面额的纸币，都密密麻麻地用15种文字列出金额，对于一个连语言都有这么多的国家，要了解起来实在太困难了。记者在这里停留的时间越久，就越感到印度的复杂与多面，感到我们对印度了解得实在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