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我们的道德底线（之一）官德失守，拷问为官之魂

　　特邀嘉宾：辛世俊郑州大学学报主编、教授于咏华河南省委党校哲学部教授于向英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主持人语：一个思想家说，做人，应该有一个底线，如果越过了这个底线，人就不是人了。初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尚不会思想的少年，读到这句话，单纯明净的心田一下子被深深触动，似乎从此开始了思考。

　　多年以来，现实生活中道德沦丧的种种不堪，使这句话常常地被记起和提起。我的震撼不仅在于这句话的警辟，更多的还在于现实生活中竟有那么多的人和事一再被言中。清楚地记得，当时年少的我曾无限天真的想，这要求似乎太低了点，然而，不幸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少年眼中有点低要求的标准，却有那么多的人屡屡越过，而且气势汹汹，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跑官要官、贪赃枉法、造假工程、缩水数字、抄袭剽窃、宰熟卖友、见利忘义，等等等等。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和时代的悲哀。

　　诚然，物质生活的优裕和富足，并没有随之带来人们道德水平的相应提升，不容回避的现实昭示我们：仓廪实未必一定知礼节，衣食足不一定就能知荣辱。道德的自觉应该还有更加丰富和更为深刻的内涵，还需整个社会的倾力培育和认真养成。

　　构筑我们的道德堤坝，已成为很多人强烈的精神诉求。因此，“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不应只是会议、文件中的一个醒目号召，特别应该成为每个公民行动的自觉遵从。

　　百行德为首。无疑，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必须有一定的道德维系，以使从善如流，否则，整个社会将难有和谐与宁安。有鉴于此，我们就构筑整个社会的官德民风问题，特约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探讨，以期引起人们的深层关注与思考，唤起社会的道德崇尚与尊重。

　　官德，关乎国运民生

　　主持人：官德问题直接关乎国运民生。培育整个社会的道德遵从，关键还要从领导干部抓起，因为他们的风范与言行，会对民众构成最直接的影响，正如古人所说，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因此“治国之要在治吏”不无道理，所以一直以来，官德问题也最为世人关注。请各位从专家的视野谈一谈，当前情况下加强官德建设的重要、急迫和必须。

　　辛世俊：道德建设是促进良好社会风气形成、推进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途径。而官德建设又是推进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关键。省委书记徐光春在谈到官德问题时，就曾多次严正指出，“党员干部的道德好坏绝不是‘细节问题’，而是关系着党的整体形象，关系着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道德败坏的人如果拥有了权力，对党、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就会造成重大损害。”可以说官德建设关系到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关系民族之生存，国家之昌运。能不能掌好权、用好权，官员的道德操守、道德觉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于咏华：古人说：“官德决定民德，官风决定民风”，“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如果官员从政，能够坚守职业道德，做到公道正派，光明磊落，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独善其身，团结协作，那么，社会正气就会上升，人之善性就会成为普照的光。如果官员失去官德，在职不敬业，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生活糜烂，那么，必然会失去群众的尊重，被百姓唾弃。另一方面，也必然诱发社会的道德滑坡、风气的败坏，正所谓“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些单位因个别主要领导干部的道德沦丧，便诱发出“黑一窝”、“坏一串”，买官卖官成产业等现象。比如，前不久媒体报道的陕西省洋县“一把手”私心严重，以权谋私，为了给自己的仕途做铺垫，拉关系、聚钱财，大量批发小“官帽”，在短时间内让480人的头上戴上了乌纱帽，创造了共和国干部任命史之最。从而造成全县“官”满为患，邪气上升，人心涣散。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损害了公务人员的总体形象，而且也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严重影响了民风。这些现象都在告诉人们，目前加强官德建设已成为迫切需要。

　　辛世俊：没错，的确是“官风决定民风”。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中国是一个官本位传统非常悠久的国家。官本位的特征是以“官”为中心，以“官”的意志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所谓“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官员们被赋予各种特权，而普通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什么权利。专制主义文化向被统治者灌输的是“臣民意识”、“服从意识”，人们习惯于对权力的曲意逢迎，唯权是从，唯命是从。我们今天已经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社会的“官本位”制度，但官本位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对民众的影响仍然存在。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群众产生巨大的示范和引导作用。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加强官德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于向英：按照领导科学的理论，官员对群众的影响力有两种方式，一是权力影响力，一是非权力影响力，非权力影响力主要是道德人格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人格影响力的作用更大、范围更广，也更持久。所谓“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就是说，为人处世，品德崇高至为重要，而不必去计较职位的高低。为官者想以拿官腔、摆官架来镇住百姓，那是靠不住的。正像苏轼在《法威堂铭》中所说的：“非德之威，虽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虽察而人不服。”真正的威力是道德，而不是权势。真正不朽的是人格魅力，是一世功德，是泽被后人，是百姓和历史长久无尽的思念。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去世以后，十几万群众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为她送行，她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老百姓说得好：“好人不一定能当官，当官的一定要好人。”这是群众对官员道德重要性的朴素认识。

　　辛世俊：真的是如此。“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那些品德高尚的人，虽然没有权位，但由于人格高尚，却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官员如果把自己的权力影响力和道德人格的影响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就能真正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与一般普通公民道德滑坡所产生的社会危害相比，官员道德品质滑坡所产生的危害要严重得多。官德缺失，不仅严重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制约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损害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风气、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造成权力腐败，毒化人的心灵，败坏社会风气，危及社会主义前途。看来，“官德隆，民德昌，国家兴；官德毁，民德降，国家衰”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这个规律，就会增强我们官德建设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官德失守的沉痛拷问

　　主持人：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党政领导干部道德操守不佳，行为失范，生活腐化，更有个别官员道德下滑程度之恶劣让人触目惊心，更常常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这些现象大体可归结为几个方面？

　　辛世俊：客观地说，我们的各级官员的大多数还是很好的。要不然，就无法解释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在我们的官员队伍中，的确存在着官德失守的问题，看不到这一点，也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正如省委书记徐光春今年年初在省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的那样，有些干部一切为了个人利益，根本不考虑群众的冷暖疾苦，更谈不上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的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准则，搞钱权交易，卖官鬻爵，中饱私囊；有的政治品格低下，为个人目的不惜以卑劣手段陷害打击他人；有的道德沦丧，贪图美色，生活作风糜烂；有的热衷灯红酒绿，沉湎于低级趣味；更有甚者丧失了做人的起码道德，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择手段，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滑向了犯罪的深渊……

　　于咏华：官员失德现象可以罗列很多方面，“以权谋私”应该是其表现之一。

　　公与私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官员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公与私的问题又集中表现在如何运用手中权力方面。如果能够用权为公，执政为民，就能够把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实在在地为祖国谋利益，为人民谋幸福，为社会谋发展。如果是用权为私，以权谋私，就必然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不顾廉耻，失德违规，最终陷入犯罪的泥潭。“中国第一贪官”李友灿变化的轨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李友灿原本是一个出生在农村的苦孩子，通过自己不懈努力，不到30岁就走上了正团职领导岗位。在掌权执政的一个时期内，恪守领导干部职业道德规范，多次受到河北省政府的表扬。然而，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大以及对自己要求的放松，道德的防线随之被贪欲冲垮，在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期间，疯狂敛财4744万元，日均进赃7万多元，最终走上不归之路。可见，贪欲之心不可有，贪欲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私心一旦膨胀，就像脱缰了的野马，党纪国法就被抛到脑后。

　　辛世俊：第二个表现应该是“弄虚作假”。务实、求实，实事求是是官员道德的基本要求。有的人把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只仅仅归结为主观愿望是好的，由于方法不对头，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事实上，对大多数没有做到实事求是的官员来说，不是“不能”，而是“不愿”。道理很简单，如果实事求是，以权谋私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了。所以，有的官员为了升迁，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专干“显山露水”、“表面风光”的事，对百姓疾苦、群众困难却漠不关心。有的官员为了名利双收，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比如，2004年8月11日，福建省连江县原县委书记黄金高，在一个网站发表署名文章《为何防弹衣随我六年》而轰动全国，一夜之间成了“反腐英雄”。实际上，黄金高从1997年就开始了“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犯罪活动，被人称为“防弹衣书记”的黄金高，可谓是“超级反腐秀”。

　　弄虚作假还表现在官员喜欢讲虚话、套话、假话，对组织自吹自擂，讲成绩可以一摆一大堆，谈问题却往往只是轻描淡写，或讳莫如深。对群众开空头支票，口惠而实不至。有的在上任之前，为赢得群众的选票，在群众面前信口开河，许下一些不负责任的空洞承诺；上任之后，则把承诺丢到一边。“大言不惭，则无必为之志。”

　　于向英：第三个表现就是腐化堕落。人有七情六欲，人要过体面的生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领导干部也不例外。但欲望是一柄双刃剑，驾驭不好，就会成为“贪欲”，弄不好会把人送进地狱。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人不能把金钱带进坟墓，金钱却能把人送进坟墓。有的官员之所以在权、钱、色等的诱惑下坠马，究其根源无不是为欲所困、为欲所牵、为欲所害，尤其是为“美色欲”所害。在已查处的官员腐败案件中，以“色”腐败为诱因的案件，占相当大比重。比如，2006年4月被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的原湖南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因以财养“色”、玩女人，曾173次受贿950万元，贪污18万元，挪用公款2650万元，被称为“三玩市长”。这说明，财和色是官员思想防御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贪色者必敛财以养“色”。成克杰、王宝森、胡长清、李乘龙、孟庆平等，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栽倒在好色之上，就是一个相当有力的例证。可见，当权力欲、金钱欲、美色欲、占有欲、享受欲太盛时，人就会失去理智，成为欲望的俘虏。

　　是什么动摇了官德底线？

　　主持人：现象是大海表面的泡沫，本质则是隐在水下的深流。官员道德的频频失守，使得我们无法躲避现象背后更为深层的东西，这就是，到底是什么动摇官员的道德堤坝，突破了官员为官的底线？

　　于向英：关于官德失守的原因，一个不容回避的方面在于忽视了精神对物质的巨大反作用，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确定以后，人们在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在官员的选拔问题上，尽管我们党历来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一是重才轻德，二是过分强调干部的学历、年龄标准，使一些没有经过严格政治锻炼，思想品德基础不牢的人，仅凭着年龄和学历优势就被委以重任，这样的人一旦位高权重失去约束，就很容易出问题。三是重形式轻内容，往往以其工作中的“数字”和搞了多少“工程”作依据，来判断干部政绩的优劣，没有认真推敲干部的“数字”，对搞形式主义的“两面人”、“数字”干部识别不够。在选人用人标准上忽视了对官员政治素质、品质修养和生活作风的考量，致使一些人“带病上岗”，一遇挑战和诱惑，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病人”，这是领导干部官德缺失的一个重要诱因。

　　于咏华：是的，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官员的外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对人们道德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的优裕生活使一些官员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由此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加上社会利益群体的多样化，使具有不同价值导向的新的人生追求悄然而起，不同社会成员的道德取向纷然杂陈，各种道德标准之间的差别、碰撞和冲突日益明显，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几乎时时处处都要面临道德判断和选择，但由于道德评价尺度的多样性，使一些人颠倒了是非，混淆了美丑，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道德规范的能力越来越弱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就成为一些投机钻营者进攻的对象，或金钱行贿，或美色诱惑，在这样的进攻面前，一些官员迷失了自我，价值观发生了倾斜。原中央某部的办公厅主任佟达宁，就是一个在金钱诱惑、名利进攻下，迷失了自我，出卖国家机密，出卖自己灵魂，最终走向犯罪的例证。

　　辛世俊：外因是重要的，但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在外在精彩世界的诱惑下，一些官员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这是官德失守的重要原因。一个个贪官的落马，一次次高墙内的忏悔，使我们痛心地看到，从好官到贪官的人生轨迹，其实并不复杂，关键是官员在思想道德防线上出了问题，一旦道德防线被突破，什么“高压线”，什么“地雷区”都敢去触、去闯。正如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在高墙里所发的感叹：人可以没有金钱，但不能没有信念，丧失信念，就要毁灭一生。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打死。这再次说明：思想道德防线，既是防止好官变贪官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这条防线的崩溃，终将导致人的全面堕落。

　　于咏华：管理体制上的缺失，也是官员失德、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驱动机制的引入，扮演双重角色（既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人民群众的“公仆”，又是普通的社会成员，被改革激活的利益主体）的领导干部，经常会遇到公与私、权与钱、情与法、灵与肉的搏斗，这就迫切需要有一个健全的、预防其失德犯法的管理体制。但是，由于我们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官员走上领导岗位以后，怎么对其监督和管理，虽然我们制定了很多文件、办法，但真正落实的不多，监督形同虚设。正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副书记李乘龙在伏法之后所说：在现行的监督体制下，市公、检、法的领导都是我任命的，他们用的是市里的钱，对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不敢监督。“监督机构对我形同虚设。”由于监督缺位，致使一些官员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制度建设刻不容缓

　　主持人：对很多很多的人来说，道德操守的坚持知易行难，在缤纷缭乱的诱惑和欲望面前，自律的发条往往显得松弛和疲软，因此，防止官员道德失范，还须强调他律的作用。尤其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这一点似乎尤为必须，那么，在现代中国，官德建设的路径何在？

　　辛世俊：官德建设首先要注意抓好对官员的选拔。选拔干部必须把“德”放在首位。司马光说：“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对德才关系的诠释可谓发人深省。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才华固然重要，但品质更为关键。因此，要按照邓小平指出的那样，“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进班子。领导干部只有为官有德，以身作则，才能赢得人们的敬佩和信赖，才能对群众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才能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和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也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反之，能力强而品质坏，就会祸害百姓，给党的形象抹黑。

　　于向英：把好干部的入口关是第一步，但干部自身的学习和提高也非常重要。因为人是会变化的。干部腐败中的“59岁现象”和所谓“前腐后继”就是明显的例子。宋代思想家王守仁说：“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意思是说培养品德，要从思想修养这个根基着手。修养也好，修身也好，关键在于“修”。“修”是一个过程，孔子讲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要不断地反省自己。中央提出“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常”，人一旦放松自己，懈怠下来，不求进取，很快就会堕落，何况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那么多诱惑和圈套在包围着你，稍不留神，思想道德堤坝就会崩溃！因此，要做到“三常”必须通过外在的约束和内心的自律，达到修身的目的，以保证自己的道德操守，许多优秀干部都是这么做的。

　　于咏华：官德建设不仅要注重干部自身的道德修养，还要注重制度建设。一位伟人曾说过，制度好了，能使坏人干不了坏事，制度不好，可能使好人不得不干坏事。在制度建设中，首先，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健全民主的干部选拔制度、任期任届制度、民主考核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推行阳光政治，把权力及其运作过程透明化。其次，要完善法规制度，根据新情况不断建立相关法律制度，逐步实行道德法制化，对那些群众反映强烈、负面影响较大但又属于道德问题的权力行为要用法制来规范。再次，要建立健全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对一些不称职的官员，一些庸官、懒官、“花官”、“赖官”，按照干部任免条例，追究责任，调整、罢免。

　　辛世俊：传统的选用人制度和运作方式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官本位”和“人治”文化的土壤。所以，尽管我们在用人原则上强调德才兼备加政绩，但在具体操作中，一些地方却往往是：重人情关系、主观好恶、感觉印象和领导提名，由此导致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因此，要减少权力腐败，必须“德治”和“法治”并举。既要通过官德教育和实践，提高官员的道德自觉，牢固树立“主权在民”。领导只是群众的代表、只是群众推选出来的“公权力”的代理人，官员只是“公仆”，其责任就是为民服务等观念。还要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实现权力运作的程序化、规则化和规范化，利用制度建设促进官员的道德水平的提高。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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