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忧闻“板车三千里送妻进京求医”

　　4年前妻子因与同村村民发生纠纷，遭殴成脑震荡后遗症，负债3 万多元治疗后，至今仍未痊愈。因再也借不到医疗费，无法继续治疗，黑龙江一男子汤敬岩用两轮板车拖着妻子沿路乞讨来到北京求医。昨日，该男子称整个行程约3000里，耗时43天，走烂了两双鞋。(据7月4日《新京报》)

　　4年前发生纠纷的原因，虽然文中没有着重说明，但是，据汤敬岩提供的一份黑龙江

　　因治病以致家贫四洗的汤敬岩，借款无门，无路可走，无奈之余，只好拿着当地民政部门出具的一张贫困证明，沿路乞讨，向北京行进，希望能遇上好心人救助。虽然说这样的几率十分渺茫，但好心人毕竟还是有的。吉林《新文化报》得知此事后，立马刊登于报，得到几个老板2000元和一女市民3000元捐款。

　　虽然汤敬岩得到了好心人有限的救助款，但相对于数额庞大的医疗款，是远远不足的。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北京的好心人，继续用板车拉着妻子，向北京进发。看到这里，笔者禁不住要问，至始至终，黑龙江有关单位哪去了？为何不见踪影？按理说，汤敬岩的户籍属于黑龙江，从发生纠纷到医疗救助以及生活补贴，都应该是黑龙江有关单位、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从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除了一张冷冰冰的民事判决书和一份贫困证明外，似乎此事与黑龙江毫无关联。

　　从法治的角度，解决民事纠纷案件，法院应该遵循伤者为大的原则，严格地说，这是法治社会的人文关怀要求。而汤敬岩的妻子与村民发生纠纷，以致遭打成脑震荡后遗症，法院忽视了伤者，没有把伤者治好就下判决书，何其荒唐？判决以后，法院是否想过，数额巨大的医疗费用谁来承担？当然，笔者之所以说出来，并无翻案之意，不过是希望相关部门警觉起来，以此为前车之鉴，以免以后犯同样的错误。

　　再让我们看看另外一则消息，据《华夏时报》报道，6月3日，一位坚强的母亲郭青梅，为了治疗两个女儿的“麻痹性脊椎侧弯”，她推着轮椅上的两个下肢瘫痪的女儿， 5 年徒步3000多里来京求医。

　　这件事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陕西省咸阳市委书记张立勇看到报道后，要求市委办公室召集民政、扶贫、教育、工会等部门和淳化县共同研究，尽快拿出扶助的具体方案，而且县委常委专程来到北京探望郭青梅一家，市县两级拟采取专项救助等6项措施，以解决郭青梅一家的生活和医疗问题。

　　两则消息作一比较，郭青梅自然要比汤敬岩幸运多了。起码来说，郭青梅一家的生活、教育，医疗等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的解决，再无忧虑，同时还得到当地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团体的广泛关注。而汤敬岩一家依旧如故，妻子依旧无法入院，生活依旧毫无保障。

　　从郭青梅一家徒步走北京的结果，笔者总结，社会上热心人还是不少的，而且国家的扶持政策更是有效，当地政府对经济特别困难家庭的帮扶，作用不可谓不大。不信，你看，陕西当地政府一出马，令郭青梅头痛几年的忧虑一扫而光。

　　郭家与汤家都是极端贫困的家庭，都是万般无奈才徒步走北京求医的贫苦百姓，相同的经历为何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关键原因，并不是黑龙江当地政府没有扶贫政策，顾不了贫困家庭，更不是当地人的无情、冷漠，而是社会缺少发现需要帮助的眼光。就拿郭青梅一家的经历来说，倘若没有媒体对此进行深度报道，问题会解决得如此之快？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建设和谐社会，重要的是要建设和谐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关键在于人文关怀。因此因此，依笔者愚见，要使整个社会都和谐起来，关键不要有贫困者徒步上北京求医的现象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地了解贫困人的需求，提供最大限度的帮扶渠道，不要在媒体报道过后才警觉起来，那时，不和谐之音已经唱响，我们还能苛求社会和谐？(作者：王贵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