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05年广州市的行政区划调整，一场“整治风暴”席卷了以广州火车站为中心的流花地区，成效明显：2005年流花火车站地区立刑事案件比2004年下降41％，今年上半年刑事立案比2005年上半年再下降51％，流花地区治安秩序出现了历年来最好的局面。(《南方都市报》7月4日)
从这些数据来看，广州火车站确实有了“突破性好转”，至于好转到什么程度，记
者转引站前一保安的话说，“现在想捉贼都没贼捉”。在政府大张旗鼓的“严打”命令下，在媒体“打击双抢”的渲染中，在公检法的重拳出击、重典治乱下，如果我是小偷、是抢匪，傻瓜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下手”。广州火车站的治安现状有了“突破性好转”，其实这并不出人意料。
火车站是一个城市门面、窗口，当一个城市的治安状况遭人诟病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火车站，同样，一个城市若要整治当地的违法犯罪，肯定也是先从火车站开始。广州火车站的治安现状实现了“突破性好转”，但是，我想问的是，广州市其他地方的治安状况呢？有了“突破性好转”吗？
前段时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被抢，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按理说钟南山是社会名流，对他的安全保障应该不会低于普通人，可是，这事偏偏发生了，而且还是在“严打”期间，命中率如此之高，这难道仅仅只是个案吗？我想说的是，治理一个地点的治安容易，难的是把全市的治安都搞好。
这次广州市火车站治安状况取得的“突破性好转”，应该归功于政府的严打和警方的频繁出击。但是，“严打”必竟是阶段性的，甚至有违“依法治国”的嫌疑；此外，公检法的重拳出击、重典治乱能坚持多长时间，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此，广州市火车站能走出“一乱就打、一打就好、一好就松、一松就乱、一乱再打”的怪圈呢？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大多数城市也曾遭遇过这种“悖论”。我想，对于治安水平的“突破性好转”，最好别急着下结论，重要的是，“好转”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钟南山院士说，为什么打击了半天，(抢劫)还不少。他把原因归咎于“处理得太轻了”。事实上，广州公检法将治安抢夺的转化定性向“刑事抢夺”上靠，将抢夺定性向“抢劫犯罪”上靠，按理说已经很不轻了。由此，笔者以为，在整治治安过程，要打更要防，比如完善人口管理政策。此外，还必须重拳打击警匪勾结。成都火车站“警察与小偷”的“联袂演出”，就给了我们这种警示。刑法学者贝卡里亚曾说，“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哪怕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惩罚）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
作者：林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