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当向德国学习"：厚重的历史岂容蛮横对待

　　新华网专稿：历史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一个不能端正对待、甚至忘却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上世纪70年代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墓地下跪，忏悔德国法西斯在二战期间给世人带来的巨大灾难。此举虽然不可能改写历史，但它让世人相信：德意志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认知，将确保其不会重演历史的悲剧。对比二战期间法西斯阵营―轴心国的另一个主要成员日本，其现任领导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着实令人感到失望。日本领导人一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行径，足以表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应当向德国好好学习。今天，本

　　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 新华/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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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德国对纳粹劳工赔偿基本完成说起

　　“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是德国专门负责赔偿二战纳粹劳工的机构。该基金会新闻处负责人凯·亨尼希日前接受本网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德国对二战纳粹劳工的赔偿项目已经完成了98%，该基金会今后将以“记忆和未来”为名称继续存在下去，主要资助青年交流项目，并从事民族和解工作。

　　“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总部设在柏林。它的成立，既是幸存纳粹劳工争取权益的结果，也是德国政府和企业界勇于承担责任的体现。

　　战后初期赔偿有限

　　德国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实施战争赔偿。由于冷战原因，当时德国主要给犹太人提供了赔偿。波兰、捷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原华约组织成员国的受害者则未能受惠。

　　1991年后，德国开始向过去未签约的东欧一些国家进行赔偿。到那时为止，德国的赔偿多是在监禁和健康损害方面，而对劳工的赔偿几乎没有涉及。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从占领地区总共强行征集了大约1200万外国劳工到德国企业中做工，其中主要是犹太人和中东欧国家的劳工。到1944年时，德国企业中有30%的工人是来自外国的劳工。

　　这些劳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从集中营和战俘营运来的劳工没有工资，波兰和苏联的平民劳工只有很低的工资，从西方占领区征来的劳工所得工资只相当于德国辅助工的工资。德国企业依靠这些劳工获得了发展。

　　战后，使用过劳工的德国企业中只有少数几个表示愿意对劳工身体健康受损和欠发的工资给予补偿。大多数企业都拒绝了劳工提出的赔偿要求，其理由是，当时纳粹德国政府强迫这些企业使用劳工，所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纳粹德国的继承者才是索赔对象。

　　政府主动承担责任

　　随着档案馆的开放，战时劳工的遭遇进一步暴露出来，公众社会对使用劳工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特别在上世纪90年代，瑞士银行与美国犹太人组织就犹太人在瑞士银行遗产问题达成协议起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德古萨、安联保险、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等企业开始向战时劳工发放补偿。大众汽车公司和西门子公司也决定建立基金会，给予幸存的劳工以经济补偿。但这种补偿只是杯水车薪。

　　1998年至1999年间，波兰、美国、俄罗斯的众多幸存纳粹劳工向本国或德国法院提出诉讼，起诉德国企业在二战期间使用劳工，向纳粹战争机器供应战争物资，并从中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联邦政府决定，无论受害者的起诉对象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还是各个企业，德国将全面对战时劳工实行赔偿。当时的总理府部长洪巴赫领导一个专门小组与有关企业协调，制定了实施赔偿的具体方案。经过艰难的谈判，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国企业界为一方、中东欧和美国受害者组织为另一方，终于在1999年底达成协议。

　　一年后，依据协议设立的“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成立，该基金会的100亿马克赔偿金(约合46亿美元)由德国联邦政府和德国企业界各提供一半。

　　“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的成立是通过法律形式确立的。2000年8月2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所谓的“赔偿基金法案”，对哪些人有资格申请纳粹劳工赔偿，以及各个赔偿项目的资金数额都做了明确规定。

　　时任总理施罗德曾把纳粹强制劳工称作德国历史中“痛苦的一章”，他说，他对“纳粹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一困难和痛苦篇章的终结”感到如释重负。

　　企业牢记历史一页

　　其实，个别德国企业很早就对纳粹劳工提供了赔偿。1951年，一些纳粹劳工对德国染料工业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法兰克福法院经过一年的审理，确认了该公司应负的责任。最终该公司按法院判决支付给原告250万马克的赔款。奔驰公司曾在1988年为战时在该公司被迫服劳役的犹太人支付了2000万马克。1991年，德国大众公司也曾单独向犹太民间索赔团体支付了1200万马克的赔偿。

　　如今，奔驰公司汽车博物馆大门口还设立了纪念受害者的雕塑，以便教育公司员工毋忘历史。大众汽车公司的博物馆也展示了该公司战时奴役纳粹劳工的资料。大众公司的一块纪念碑上刻着：“纪念政治的、种族的受害者，纪念战时俘虏，纪念来自欧洲各国强制集中营的受害者，纪念在大众工厂因军需和战争而备受残酷虐待的几千劳役者。”

　　由“记忆”和“责任”走向“未来”

　　凯·亨尼希对记者说，到目前为止，德国已经为纳粹德国的受害者赔偿了600亿至700亿欧元，这其中就包括“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对纳粹强制劳工的赔偿。

　　“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成立时，共有6300多家企业为它提供了资金。实际上，这个基金会是开放的，该基金会的网站上写道，任何企业都可以继续向它捐资，支持交流与和平事业。

　　该基金会在完成对纳粹劳工的赔偿后，将利用它成立以来积攒的利息和企业的继续捐资，支持民族和解、社会公正和青年交流等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在德国和美国、以色列以及中东欧国家之间展开。

　　即便“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完成使命后改名为“记忆和未来”基金会，德国对历史所承担的责任也不会被世人忘记。而且德国以实际行动表明，它将在国际上日益承担更大责任。一个国家只有对历史，包括对自己所犯错误，有清醒的记忆，并且有勇气承担责任，那么这个国家才有光明和美好的未来可言。德国做到了这一点。（记者聂立涛）

　　维护正义，还中国劳工一个公道

　　3月29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集会上，一名日本律师展示日本企业拖欠中国劳工崔书信工钱的证明。当晚，约40名日本市民团体成员在东京举行集会，声援福冈中国劳工索赔诉讼案原告。日本福冈地方法院29日以“诉讼时效”已过和“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二战中国劳工要求日本政府和企业给予赔偿的诉讼请求。 新华社记者吴谷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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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995年中国劳工第一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开始，不少日本律师不仅为中国劳工调查取证，而且为中国劳工及遗属赴日筹集经费，替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讨回公道出谋划策。日本各地为中国劳工打官司的律师组成了“中国人强制连行·强制劳动(中文意思是强掳中国劳工和强迫中国劳工劳动)事件律师团全国联络会”(简称联络会)。日前，本网记者对联络会事务局长森田太三进行了专访。

　　“帮中国原告打官司是为实现社会正义”

　　新华网：第一起中国劳工诉讼案是什么时候提出的？中国原告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来日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为中国劳工担任律师的动力是什么？

　　森田太三：第一起中国劳工诉讼案是1995年提出的，状告鹿岛建设公司。中国原告来日本的费用都是日本志愿者提供的。日本律师也是志愿者，不仅不收分文，而且为中国原告慷慨解囊。日本律师替中国原告打官司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包括去中国调查取证，日本律师都是自己花钱。

　　新华网：您为担任中国劳工诉讼案律师的动力是什么？

　　森田太三：日本存在一种危险的动向，即不仅不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省，反而在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为此，我们要设法改变这种动向。这是我担任中国劳工诉讼案律师的动力。其次，中国劳工没有从日本政府那里拿到一分钱，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是理所当然的，但日本政府连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都不承认。日本政府应当承认这一事实，并且向受害者谢罪。为了维护正义，我担任了中国劳工诉讼案的律师。迄今为止，我去中国进行过几十次调查取证。

　　“日本法院驳回原告的理由是可笑的”

　　新华网：中国劳工诉讼案迄今大多是败诉，日本法院在判决中运用最多的是“国家无答责”和“除斥期间”来驳回原告的诉求。您对此怎么看？

　　森田太三：赔偿请求权时效已过是法律上的判断，但不应运用在战争受害问题上。我认为，在中国劳工诉讼案上使用请求权时效已过的理由是可笑的。首先，根据日本当时的法律，强掳中国劳工显然是违法行为、非人道行为，做了非人道行为日本人以时效已过为由，裁定原告已经没有请求权，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原告要打官司是不可能的，因为日中两国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在这之前根本就不可能提起诉讼。此后，中国人来日本也很难，有入境限制和签证问题，想起诉也不行。从这些情况来考虑，即使存在所谓的时效，时效也没有过去。

　　新华网：法院在判决中驳回了原告的请求，但基本上都认定了历史事实。您有何看法？

　　森田太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日本法院在对中国劳工诉讼案的判决中，几乎都认定强掳中国劳工是非法行为，是日本政府与日本企业的共同非法行为，只有少数的判决不提及这一点，但没有一个判决说这不是非法行为。现在，有的法院开始摸索非判决的解决方法，即在司法程序中，原告和被告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但问题在于，法院向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提出了这一建议，但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采取拒绝的态度。

　　“最高法院判决结果将决定诉讼案方向”

　　新华网：日本政府为什么不承认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

　　森田太三：迄今为止，日本政府没有正式承认。在刘连任被发现时，日本国会议员提到了强掳中国劳工事件，日本国会在审议过程中承认了这一历史事实。但日本政府没有承认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1995年，日本国会提到了《外务省报告书》，日本政府也承认外务省有这样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说日本强掳了中国劳工。可以说，日本政府间接地承认这一事实，但尚未正式谢过罪。

　　新华网：日本政府今后可能就强掳中国劳工事件谢罪并提供赔偿吗？

　　森田太三：如果我们在法院打赢官司，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将服从判决结果，向原告进行赔偿。在胜诉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赔偿的只是提起诉讼的原告，而不是约4万名中国劳工，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强掳中国劳工的问题。

　　新华网：日本最高法院有没有就中国劳工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吗？今后还有不少判决，胜诉的可能性有吗？

　　森田太三：日本最高法院尚未作出过一次判决。在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中胜诉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如果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的话，败诉的一方要服从判决结果。总之，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将决定中国劳工诉讼案的方向。在最高法院尚未作出判决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争取在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诉讼案中胜诉。

　　“应从日中关系大局来解决中国劳工问题”

　　新华网：除了打官司之外，还有别的解决中国劳工问题的途径吗？

　　森田太三：2004年5月，我们向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发出了设立“中国人强制连行·强制劳动补偿基金”的倡议，目的是在向中国劳工及其遗属谢罪并进行赔偿的同时，让后代牢记历史的教训，在此基础上建立日中两国人民的信赖关系，并实现两国的永久和平。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新华网：中国政府在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放弃了对日“国家战争赔偿”，日本政府因此认为这些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您对此怎么看？

　　森田太三：的确，日本政府是这么认为的。中国政府放弃的是国家的赔偿请求权，并没有放弃民间的赔偿请求权。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中国政府将此视为战争遗留问题，敦促日本政府加以解决，但日本政府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应当从日中关系的大局出发，从政治的高度来解决中国劳工问题，但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持消极态度。

　　“让中国国民更具体地知道历史事实”

　　新华网：普通日本人知道强掳中国劳工事件吗？

　　森田太三：普通日本人几乎都不知道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大多没有记载，高中教科书也只是稍微提了一下。

　　新华网：中国劳工被强掳到日本，在各地的矿山、建筑工地劳工，对日本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吗？日本企业是否承认这一事实？

　　森田太三：中国劳工在日本各地劳工，对日本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企业也因此赚了很多钱，但没有一家企业公开承认这一事实。

　　新华网：今后要把官司打下去，最重要的是什么？

　　森田太三：第一，让更多的日本国民知道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第二，让中国国民更具体地知道历史事实，并对中国劳工诉讼案原告进行支援。据说，中国人几乎都知道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但知道强掳中国劳工事件的人并不多。中国国民应当对原告提供支援。

　　新华网：不解决强掳中国劳工等战争遗留问题，日本能够从根本上与邻国改善关系吗？

　　森田太三：不可能。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首先，日本政府必须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至少要解决“慰安妇”、遗留毒气和中国劳工这三个问题。现在，日本政府在处理遗留毒气问题上态度尚好，但在“慰安妇”和中国劳工问题上无动于衷。只有解决好战争遗留问题，才能实现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记者吴谷丰）

　　中国劳工，日本不该忘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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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0日，日本秋田县大馆市将举行“中国殉难者慰灵仪式”，悼念在“花冈事件”中遇难的中国劳工。然而，6月16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了二战期间被日本强掳的42名中国河北省劳工对日索赔一案原告方的所有诉求。

　　在侵华战争末期，日本政府强掳了约4万名中国劳工到日本的矿山、造船厂和港口等工地做苦役，短短的几年内就导致近7000人死亡。在二战过去60多年的今天，日本政府和企业仍不肯承认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不愿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和赔偿。

　　6月16日，二战被掳劳工、79岁的原告代表娄庆海（中）与中国被掳劳工联谊会常务会长、已故中国劳工刘连仁之子刘焕新（右一）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外举起标语。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当日下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了二战期间被日本强掳的42名中国河北省劳工对日索赔一案原告方的所有诉求。原告方对判决不服，表示将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新华社记者马平摄

　　日本“国策”

　　强掳中国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这段侵略历史不容忘却。

　　二战期间，身强力壮的日本男人大多上前线打仗去了，结果造成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短缺。为此，日本政府实行了强掳中国劳工的国策。

　　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作出了“关于华人劳务者移入事项的决定”，开始试验性地强掳“华人劳务者”(中国劳工)到日本煤矿从事重体力劳动。1944年2月28日，日本次官会议又作出了“关于促进华人劳务者移入事项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强掳中国劳工。

　　由于饥饿和恶劣的卫生条件，有564名中国劳工在被掠往日本的途中去世，另有248名中国劳工在到达工地前死亡。到达日本后，中国劳工被押往35家日本企业的135个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在隧道、煤矿和水库等条件非常恶劣的工地干活。他们不仅没有休息日，每天连续劳动10个小时以上，却只有一碗粥充饥，有病也得不到治疗，住处也没有取暖设施，恶劣的生活条件造成了近7000人死亡。他们在日本过的是人间地狱般的生活。

　　“花冈暴动”

　　“花冈暴动”是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典型事件。日本东北的秋田县大馆市是日本著名的铜产地，该市的花冈町有藤田组(现同和矿业公司)的花冈矿业所(矿山)，而承建藤田组土木工程的是鹿岛组(现鹿岛建设公司)。鹿岛组先后分3次强掳了986名中国劳工，将他们收容在名叫“中山寮”的设施。那里卫生条件极差，在数九寒天的冬季，中国劳工饥寒交迫，劳动强度又极大，日本监工还对他们进行着难以用语言描述的虐待和拷打。

　　1945年6月30日晚，中国劳工不堪忍受奴役，毅然决然地举行暴动。日本出动两万多名警察、宪兵对他们进行残酷的镇压，暴动以失败而告终，100多名中国劳工惨遭杀害。在被强掳到花冈的中国劳工中，共有418人死亡。中国劳工在日本受到了非人待遇，没有得到一文报酬，而35家日本企业反而领取了日本政府给予的“国家补偿”，赔偿总金额相当于现在的567亿日元。

　　艰难诉讼

　　为了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讨回公道，中国劳工及其遗属在日本律师和市民团体的大力支持下，拿起法律武器，到日本各地法院提起诉讼。他们希望以维护正义的行动来唤醒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良知，促使他们承认强掳和迫害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并且对中国劳工进行谢罪和赔偿。

　　1995年6月，“花冈事件”的11名原告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赔偿诉讼，状告鹿岛组迫害他们的行径，要求法院判决鹿岛组向受害者谢罪和赔偿。这是中国劳工向日本法院提起的第一起赔偿诉讼。原告在法庭辩论中提出了大量足以证明历史事实的资料和证据，但鹿岛组不仅无动于衷，反而找出各种理由来反驳原告，甚至向法院提出尽快结束诉讼审理的无理要求。

　　在东京地方法院作出驳回原告诉求的一审判决后，原告于1997年12月再次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东京高等法院1999年9月向原告和被告提出和解劝告，同年12月16日中国红十字会以“利害关系人”介入和解。在进行20次调解后，东京高等法院2000年11月29日宣布和解成立。

　　双方在“和解”条款中确认了1990年7月5日发表的《共同声明》，鹿岛建设公司为了向中国受难者“表示慰灵等意向”，决定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5亿日元，设立信托基金，分发给全体受难者及其遗属。

　　迄今为止，中国劳工诉讼案有4起胜诉，但被告对判决表示不服而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有14起败诉，原告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此外，“花冈事件”诉讼案和京都大江山事件诉讼案实现了和解。无论胜诉还是败诉，法院几乎都认定了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但大多以“国家无答责”(即日本政府对战前的国家权力行为不负责任的法理)和“除斥期间”(非法行为过去了20多年，赔偿请求权已经消失)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求。

　　6月16日，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外，二战被掳劳工、79岁的原告代表娄庆海（前左三）与支持者要求日本政府和有关日本企业谢罪并进行赔偿。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当日下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了二战期间被日本强掳的42名中国河北省劳工对日索赔一案原告方的所有诉求。原告方对判决不服，表示将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新华社记者马平摄

　　铁证如山

　　日本政府和企业不肯向中国劳工认罪，但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是篡改不了的。

　　1946年6月，日本外务省根据35家日本企业的135个事业所(工地)提交的“事业场报告”和外务省自己的“现地调查报告书”，写了“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简称“外务省报告书”)。这份报告详细记载了38935名中国劳工的姓名、年龄、出生地、是否活着、死亡原因和强掳的过程等情况。

　　战败后，日本政府为了逃避罪责，销毁了这份报告书，并一直否认这份报告书的存在。1992年至1993年，日本市民团体经过调查得知，美国华盛顿国立公文馆保存有日本外务省从实施调查到写报告全过程的资料。在铁的事实面前，1994年6月23日时任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裕在日本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不得不承认：“经过一系列调查，外务省当时确实写了这份报告。”然而，日本政府至今还在法庭上说没有保管过任何报告。

　　日本政府一方面销毁强掳中国劳工的证据，另一方面为中国劳工索赔诉讼设置种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劳工及其遗属要打赢官司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友好援助

　　尽管中国劳工的维权道路历尽艰辛，但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和市民团体在为他们呐喊助威，日本律师在法庭上与日本政府和企业抗争，日本市民在法院外举行集会或到法庭旁听，对他们进行声援。

　　如今，各地的日本律师组成了“中国人强制连行·强制劳动(强掳中国劳工和强迫中国劳工劳动)事件律师团全国联络会”，共有150人。负责不同诉讼案的律师之间相互交流信息和经验，共同为打赢官司而合作。日本律师不仅义务为中国劳工打官司，到中国去调查取证，而且还为原告和中国律师访日慷慨解囊。此外，他们还对一些日本国会议员做工作，争取日本政治家为解决强掳中国劳工出力，与此同时，“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之会”和“思考中国人强制连行之会”等日本市民团体积极开展活动，为敦促日本政府全面解决强掳中国劳工问题而竭尽全力。日本市民团体经常邀请中国劳工来日本讲述当年的痛苦遭遇，或举行强掳中国劳工事件研讨会，让更多的日本国民了解事件真相，促使日本政府正视历史，以最终解决强掳中国劳工问题。

　　遗迹犹存

　　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约4万名中国劳工在135个工地从事危险的重体力劳动，为日本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劳工在广岛修建的水电站至今还在供电。神奈川县的相模湖水库也流下了中国劳工的血汗，它今天依然是向当地居民供应自来水的重要水源。

　　日本各地友好团体及一些地方政府克服种种困难，自发募捐资金，为在日遇难的中国劳工修建纪念碑，并坚持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从1985年起，日本秋田县大馆市每年6月30日都隆重举行“花冈事件”悼念仪式等一系列活动，缅怀遇难的中国劳工。大馆市1963年在十濑野公园修建了“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1966年在大馆市民的捐助下，在可以俯视中国劳工当年居住的“中山寮”的小山丘上修建了“日中不再战友好碑”。

　　从1978年起，神奈川县相模湖水库每年7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举行“相模湖水库殉难者联合追悼会”，悼念为建设水库而殉难的劳工。

　　相模湖水库是1940年至1947年建成的日本第一个多用途人工湖，现在是神奈川县不可缺少的饮用水水库、发电站和休闲胜地。日本当年为修建相模湖动用了360万名劳工，除朝鲜、韩国和日本劳工外，还有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的近300名中国军人。

　　此外，日本其它地方也修建有中国劳工纪念碑，以缅怀殉难的中国劳工。去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日本各地修建的中国劳工纪念碑情况进行了调查。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各地建有36个中国劳工纪念碑，分布在20个都道府县。

　　今天，幸存的中国劳工都已年过八旬，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期望日本政府能在他们有生之年向他们谢罪，还他们一个公道。 （记者吴谷丰）

　　“日本应当向德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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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各地有许多充满正义感的市民团体，为中国劳工诉讼案热情提供帮助。近日，本网记者采访了“思考中国人强制连行之会”(中文意为“思考强掳中国劳工之会”) 代表田中宏。

　　受“刘连仁事件”震动

　　新华网：“思考中国人强制连行之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主要开展哪些活动？

　　田中宏：本会是1987年成立的，是一个市民团体，现在共有250人。起初，我们派人到中国去进行调查，根据掌握的中国劳工名单寻找幸存者，并直接向幸存者了解他们的遭遇。后来，每年6月30日邀请3至5名中国劳工幸存者和遗属访日，参加“花冈事件”追悼仪式。目前，我们正在筹建“花冈纪念馆”。在市民的捐助下，我们已经买了地皮。今后将绘制纪念馆的图纸，规划纪念馆的布局。

　　新华网：您关心“花冈事件”并为中国劳工打官司的起因是什么？

　　田中宏：我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专业。在大学读书时的1958年2月，中国劳工刘连仁在北海道被人发现，成了轰动日本的大新闻。在这之前，我对强掳中国劳工事件的历史一无所知。日本政府一开头说刘连仁是偷渡者，后来被证实是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自己学中文，但却对历史不了解。在发现刘连仁事件后，日本人发起了在日本各地寻找中国劳工遗骨的运动，并将遗骨送回中国。在大学读书期间，我对中国劳工事件表示关心，但没有任何行动。大学毕业后，我到亚洲文化会馆工作。在经历了一系列事情后，我决定投身到为解决中国劳工事件的活动中去。具体来说，我是从整理有关强掳中国劳工事件的资料做起的。

　　新华网：你们当年为什么要调查《外务省报告书》的下落？

　　田中宏：这份报告很重要，对中国劳工诉讼案中追究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的责任来说是宝贵的资料。为此，我们想方设法调查其下落。我几次去美国的档案馆进行调查，虽然未能找到这份报告，但找到了一份重要的资料，即日本外务省关于写这份报告的批准书，还有16名调查人员的名单。日本NHK电视台根据这份名单，找到了4名调查员。我们在一名调查员的家中找到了《外务省报告书》原件。正因为有了这份报告，在15起中国劳工诉讼案中追究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的责任就更加有利。

　　2004年7月2日，“花冈事件”中国劳工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代表在东京向日本政府递交一份有近8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就这一造成数百名中国劳工死亡的事件进行道歉和赔偿。当日，41名劳工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还在这里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 新华社记者马平摄

　　“花冈事件”是活的教材

　　新华网：“花冈事件”诉讼案的意义何在？

　　田中宏：“花冈事件”诉讼是11名中国原告于1995年提出的，是第一起中国劳工诉讼案，其影响非常大。对“花冈事件”关心的日本人开始关注当地的强掳中国劳工事件，并寻找中国劳工幸存者。他们在寻找幸存的中国劳工后，帮助中国劳工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可以说，我们开展的活动影响到了日本各地，为中国劳工在日本提起诉讼开创了先河。我们为其他地方的市民团体提供线索，推荐合适的中国人帮助他们调查中国劳工的情况。

　　新华网：您是龙谷大学的一位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日本强掳中国劳工事件吗？

　　田中宏：我在大学教日本亚洲关系史，“花冈事件”正好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我有时还请幸存的中国劳工来学校给日本年轻人讲述他们的悲惨遭遇。联系历史来讲课，有助于学生了解历史。听了我的课后，不少学生开始关注“花冈事件”等中国劳工事件。

　　新华网：普通日本人知道强掳中国劳工事件吗？

　　田中宏：日本各地有15起中国劳工诉讼案，影响很大。每次法院进行庭审，中国原告都会到法庭陈诉，不少市民会到法庭旁听。此外，中国原告还在各地市民团体举行的集会上讲述自己的遭遇。与过去相比，现在知道中国劳工事件的日本人越来越多了。日本的电视台拍摄强掳中国劳工事件的专题节目，也有助于日本人了解历史。去年5月，石川县电视台制作的“建立信赖———强掳中国劳工事件60周年”专题节目，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就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应借鉴“德国式”解决办法

　　新华网：日本政府为什么不承认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

　　田中宏：因为发现了《外务省报告书》，所以日本政府不能否认，但从未在口头上正式承认。日本政府不愿意承认的原因之一是害怕由此产生赔偿问题。日本政府缺乏彻底解决中国劳工问题的勇气。从靖国神社问题来看，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上的态度一目了然。非但如此，日本政府也不愿意向中国劳工谢罪和赔偿。日本应当像德国学习，政府和企业一起出钱，致力于解决战争遗留问题。

　　新华网：中国劳工诉讼案今后有胜诉的可能性吗？

　　田中宏：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今后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最重要。根据日本法律，日本最高法院也可以永远不作出判决。

　　新华网：您认为中国劳工问题怎样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田中宏：我认为，要最终在解决包括中国劳工问题在内的战争遗留问题，日本政府应当采用德国式的解决办法。在对受害者赔偿的100亿马克中，德国政府和企业分别出了一半钱。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日中两国间就难以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记者吴谷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