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卷考生”：违规担责与表达真诚

　　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河南考生蒋多多在高考中故意违规，用双色笔答题，暴露自己的笔名，宣泄对高考制度的不满，一门功课被判为零分。她希望自己能够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向教育部门建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蒋多多是以个人特有的方式，对现行高考制度发出了抗议。作为一种非程序抗议方式，她应当为自己的抗议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负责。一个抗议者有权选择自己的抗议方式，但必须准备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只有这样，抗议才可能是严肃的。换句话说，抗议者可以选择程序性的抗议方式，也可以选择非程序性的抗议方式。当抗议者选择非程序性抗议方式时，应当事先想到并准备接受这种抗议方式对自己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

　　尽管是一名学生，今年19岁的蒋多多已是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选择在高考中以故意违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她是知道这种行为的后果的，相应后果的出现，应视为她的一种主动选择。当然，她的表达也可以说已经实现。

　　如果蒋多多故意违规的抗议没有出现违规所要承担的后果，事情甚至出现喜剧性的变化，那么与其说是“良性互动”，不如说是助长不负责任的表达。人们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必须对表达的真诚性、严肃性负责。故意违规行为是一种激烈冲突的方式，人们只能在规则被废止与违规行为被制止中择一。

　　例而言之，张铁生在高考时超出试卷要求，写了一封信对考试制度提出意见，一变而为“白卷英雄”。这种赌博式的做法获得成功，不过助长一种“反潮流”风气。对张铁生来说，还很难说他所写的不是出乎本心，但是当在程序之外所发的真诚的牢骚不再需要付出违规行为的相应代价时，鼓励的就只是违规行为，而不是真诚的表达。

　　再举一个例子，黑人以故意违规去争取坐车的平等权利，他们做的准备是“填满监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平等权利的实现。

　　现行高考制度的不合理性，可以说人所共知。这种不合理性的基本特征，是几乎不考虑学生的差异性情况，使所有人必须按照一种标准去获得升学机会。由这种基本特征，衍生出教育中要求标准化思维、强迫性的题海练习等等各种不合理表现。

　　但怎样改变高考制度中的不合理性，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无法在考试之外发明一种可以有效衡量大多数考生的方法，全国考试也好，各省命题也好，招生单位自主命题也好，不过是考试范围的差别。因此，高等教育招生以考试方式进行，这种基本形式难以改变。特异人才之所以特异，在于他们本身就是极少数，对这些人应该有特别的方式来决定其是否能够升学，但要大学招生采取一个学生一个办法来对待，显然也是不可能的，那样高考的公平性就会根本丧失。

　　蒋多多是否属于特异人才还无法肯定，但显然的一点，是她无法通过与别的考生答同样的题目而获得升学机会。在一门考试被判零分以后，她的高考分数是144分。即使那一门课获得满分，她能得到的仍然是一个很低的分数。这种显然的考试劣势，是否促成了她做出故意违规的选择，不好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希望意见引起重视，却没有为她的违规行为承担事先所告知的结果做好准备。换句话说，在正常高考基本无望的情况下，她对违规行为存有“万一出现有利结果”的希望。这种希望如果实现，鼓励的可能不是特异人才的成长，而是某种视违背规则为赌注的心态。

　　高考制度需要改革，这种改革很难设想是废除考试，而只能是在考试之外还能开辟出“因材施教”的道路。当然，从整个社会来说，还应该开辟承认特异才能的机制，如果一个人小说写得好，他也可以选择写小说而不是上大学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