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义兴
近日，建设部公布的2005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显示，按户籍人口统计，2005年北京市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32.86平方米，仅次于浙江和上海，位居全国第三。与2004年的人均24.12平方米相比，北京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有了较大的上升(《竞报》7月4日)。
应当说，在目前处于房市调控、且社会公众对房价高居不下高度不满的情况下，建设部所公布的这个城镇房屋统计公报及人均建筑面积，并指明人均住宅面积有了较大上升的数据，似乎很有一点耐人寻味。对此，笔者并不怀疑这个统计数字的真实性，也不想揣测建设部此举的真实意图，而只想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对这个统计公报做一点反读。
首先从制度的观点看，在过去多年的时间里，不少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地方政府，事实上是把住房建设当作经营对象的，加上城市住房对地方政府收入与政绩的独特支撑作用，所以在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大都对城市的住房建设乐此不疲，这其中原因早已是公开秘密。就此意义讲，如果人们把这样的城市经营方式看作是一种行政取向、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话，那就恐怕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公理，即只有当一种社会制度安排最有利于弱势社会群体利益时，其制度才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要求，制度本身也才是正当合理的。以此对照，且不说现在城市的房价与普通居民收入有多大的矛盾，就是一般的中产阶层在房贷之后，只要收入一旦有风吹草动，房贷也会难以为继。而在此前提下的人均住房面积上升，其中到底有多少“幸福”因素，又有多少“痛苦”因素？这同样也是有关部门在公布相关数据时，需要站在居民立场做一点制度性解读的。
还有，现有买房的居民，特别是一些工薪阶层，其买一套房的投入大多是一生、甚至于一家的积蓄，有的还因此背上十年、二十年的房贷，这也可能使这些房贷一族日后生活相对贫困化。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政绩有了大的提升，房产开发商和银行也从中取得了暴利。难道这一正一反的简单社会效应，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建设的主管一方就真的没有看清？结论也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面对上述的建设部公报公布的人均住宅面积上升，有关部门应当透过这些数据对有关的社会效应作一下解读，要看看在面积上升的同时，社会有哪些人幸福了，又有哪些人是痛苦了，只要真的以民为本，其中的答案应当不难找到。这就是笔者为何要说“反读”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