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明
钟南山提出，广州治安状况和目前没有有效管理无业游民直接相关：“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由此，他进一步认为：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时候，“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当时的收容制度还是比较有效地管理了流动人口，自从废除后，广州至今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6月25日东方网）
钟南山是名人，名人享受的待遇不同：平时人们对其都非常的尊重，老远就打着招呼，主动帮忙提点东西，以至名人的手提电脑被抢，还以为是有人帮着他提；名人的重视程度也不同：名人的手提被抢简直就是泰岁头上头土，又是限期破案，又是高价悬赏，又是成立专门的破案组；名人带来的效应也是轰动的：如果不是因为名人丢失了手提，牵出查获了被抢手机83部、手提电脑28部，失主们的失物想都不敢想能找回；名人说得话也是一言九鼎：非典时期说果子狸是传播非典的罪魁祸首，结果果子狸难逃宰尽杀绝的厄运。名人为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时也不免说些外行话。前几天名人说：第一，对抢劫处罚太轻，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应以人为本，而应以“好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第二，“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游民失控，不该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此言一出据说有过半的网民支持名人，笔者认为网上是不是有过半的网民支持这一观点，不敢肯定，但是最有发言权的是那些平时上不了网，也不太会上网，为生计而操劳的外流人员。
收容制度是特定时期的一种制度，说起收容广东的一些外地人都心有余悸：随时必须带齐“三证”（身份证、暂住证、计划生育证），有一证没带齐就将带来处罚，不论是白天，不管是半夜，说查就查，如果三证不全不由分说，一车一车的人员装进近似装生猪的卡车，运到最繁重最肮脏的场所做苦力，既使你后来补齐手续没有交足赎金也是白搭，在那里面不挨打不挨骂算是幸运的，孙志刚事件使人历历在目。所以只要说到收容，经历过此遭遇的人无不后怕。人们由衷的感到取消收容制度是时代的进步，真正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仁政。
抢劫和偷窃毫无疑问要进行打击，现在的法律也很严厉，广州前段曾出现抢劫两元钱，判刑三年的严打事例。但如果简单的把游民当作有可能成偷窃与抢劫的人，那未免打击面太宽，你就是能收容，收容的过来吗？什么人该收容，什么人不该收容以什么为根据？难免又将出现原来以证划线的粗暴收容，不是又重履孙志刚之路吗？其实游民很多都是生活所迫属于无奈，并不一定都会发展成为社会的乌合之众，将他们收容国家要增加负担，个人又要受到不公，这决不是上策之举。
收容制度存不存在同当地的社会治安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最近这几年广州在打击偷窃抢劫方面想了很多办法，特别是便衣警察更使盗贼、抢贼闻风丧胆，广州的社会治安明显好于有收容所的前些年，这也可说是一种进步。另外北京、上海等城市社会治安一直安然有序也是一大明证。社会治安的好转关键是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治理，倾注对弱势群体的帮抚，在预防和打击上下功夫，而决不是收容的作用。
作为名人的钟院士怎么又如此的怀旧说出与广大底层群体不相称的言语呢？可以肯定是出于对偷窃抢劫行为的愤慨。但是名人说话非同小可，既使在学术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行外说话同样也会带来震动，其效应不可低估。说到此笔者有个不好的设想，当初收容所收容了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是钟院士的亲戚呢？假如其中有一个，钟院士可能就会发出“收容所和罚劳改没有一水之隔。”截然不同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