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桥”与“阳关道”之争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过后，贵州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调整农村政策，包括调减粮食征购任务，提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取消对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的限制等等。但这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的问题。农民从吃饱肚子这样简单的愿望出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或划小核算单位。1978年3月，关岭自治县委工作队根据当地实际和群众要求，在该县的顶云公社16个生产队试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由于划小了核算单位，个人报酬与劳动

　　尽管如此，包产到户仍然是不被允许的。全省各级派出工作组进行纠偏。不料这种纠偏遭遇广大农民出自本能的坚决抵制，甚至不惜以罢耕的方式抗争，基层告急的电报不断，形势极其严峻。当时省委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王朝文同志在1980年春节刚过(正月初五)，即带省农委的副主任庞跃增、处长陈谨之下乡调查，研究问题，希望找到可行的办法。王朝文同志21天的遵义、四川彭水之行，发现这种“顶牛”已经严重影响春耕，僵持下去，当年的农业生产实在堪忧。事实上，包产到户的由暗转明得到了相当多的基层干部甚至县级领导的默许或支持，这种“顶牛”客观上也反映了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强烈的情绪及倾向。

　　王朝文同志返回贵阳后，当即向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池必卿作了个人汇报，主张停止纠偏。池必卿欣然表示他个人同意，并立即召开书记碰头会研究。由于事关重大而敏感，书记碰头会谨慎而秘密，没有记录，没有工作人员。书记碰头会听取王朝文同志的调查汇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春耕已迫在眉睫，当务之急是要稳定农村、稳住农民，抓好春耕，再要坚持“纠偏”，春耕就会被耽误，因此，这次秘密的碰头会议统一了书记们的意见，形成了“承认现状，停止纠偏”的共识。这一共识在尔后举行的常委会上再次得到确认，并在1980年3月17日召开的全省电话会议上明确宣布。

　　不过，停止纠偏之后怎么办？农业政策调整的取向已经不可回避。按照常委会上的决定，常委们分头到农村开展农业生产管理形式的调查研究。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池必卿带头下乡作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与基层干部群众广泛接触、讨论、比较。在此基础上，省委召开了9个半天的常委会研究讨论。会上，主要围绕是否放宽农业政策(实际上就是允不允许包产到户)进行讨论，各种意见激烈交锋。不赞成者理直气壮，慷慨激昂；赞成者理由充分，据理力争。甚至向来沉稳持重的书记们，也有人激忿地表示：从搞红军开始，搞来搞去，搞到现在没有吃的，我要是农民，我也愿意包产到户。可贵的是，无论是赞成放宽农业政策者还是不赞成者，都是真诚地在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理想信念而辩，因此会议的气氛虽然激烈却坦荡磊落。凭个人的良知和常识，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无疑应该允许包产到户；凭几十年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包产到户则意味着从“理想”之地后撤，何去何从实难取舍。当讨论意见逐渐趋向一致(大多数与会者赞成放宽农业政策)，省委常委会决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按群众意愿在全省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0年9月中旬，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集中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池必卿与参会的一位同志，在包与不包问题上争论激烈。针对对方“阳关道”(即坚持队为基础的生产与核算制度，俗称大集体)与“独木桥”(即农民家庭承包)的比喻，池必卿同志说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样的剖白，也清楚地说明池必卿同志是充分了解他当时所承担的巨大风险的。

　　为了在省内各级干部及党内党外形成共识，省委常委会作出决定后，产生了放宽农业政策的意见稿，下发到县一级讨论修改，征求党外各方面意见，随后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还吸收了几个县委书记参加)再讨论。在讨论中，有人主张采用“包坨坨”即“包干到户”的形式。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1980年7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正式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池必卿在签发《指示》稿时，同意采用了一个关键词“包干到户”，即“对于少数经营管理水平极低，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实行‘包产到户’也困难的生产队，允许实行‘包干到户’”。同年12月，中共贵州省委在上交中共中央的《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明确地认为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批示：“应当同意他们的看法和做法。”至此，贵州带有突破和尝试性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得到了正式的肯定与支持，那些一直心存疑虑或观望等待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不再犹豫，大多直接采取了比定产到组和包产到户都更彻底的包干到户，原来实行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民和社队，也纷纷转为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是农户对所种植的作物产量的承包，包干到户则是农户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核心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干到户无疑比包产到户更彻底、更简便)。1982年初，中央在上年底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基础上，发出了有名的第一个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包产到户30年的非法存在结束了。文件中“包干到户”的表述，就来自贵州的创造与实践。到了1982年底，贵州全省98.2%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包干到户。

　　由于包干到户最适合当时贵州农村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一经推行，就极大地促进了贵州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农村缺吃少穿的状况迅速改变。此后三年农业持续增产，农副产品短缺的现象基本结束。

　　回过头看这一段历史，中共贵州省委之所以能在1980年春先声夺人，率先于全国放宽农业政策，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全省推行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直至包干到户责任制，写下了省委农村工作最有创造性的一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思想解放、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全国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环境和氛围，极大地鼓舞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改革先行者。其次是实事求是。从部分农民自发的定产到组或包产到户到省委纠偏，到停止纠偏，再到有组织有领导地放宽农业政策，这个过程从两方面说明了省委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在农业政策放宽问题上，从省委书记到省委常委都深入农村作了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真正吃准了下情，对于当时贵州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感同身受，深知除了放宽农业政策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敢于在与农民的顶牛中节节“败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第三是当断则断。省委主要负责人敢于负责，勇于任事，不推诿、不来回请示，看准了的事就及时拍板，坚决推行，不怕为此承担可能的政治风险和个人责任。其胆识和魄力难能可贵，今天回头看依然令人折服。

　　作者：许明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