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

　　编前：《光明日报》于7月5日刊发雷达长文，对当下文学创作的状况进行了全面剖析。本报摘录部分内容以期引发更多关注。

　　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

　　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就某种意义来说，是具体的时代的文化

　　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作家身上必然反映这个时代的真实。我们可以笼统地讲，今天是一个必将产生大作家的“伟大时代”，可是细细一想，问题又不那么简单。比如，现在的作家普遍写得比较多，不是一般的多，而是汗牛充栋，前所未见的“繁荣”。产量一多，作品质地就不那么坚实了，人物就不那么丰厚了，细节就不那么精致了，作品也就不那么经得起长久阅读了。

　　在此，我想特别指出，“书本”或“作品”的定义似已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也已严重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原先的“书”是神圣的，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放在书架上，要代代相传；对一些新的创作来说，也需要十年磨一剑之功，作者力求打造出货真价实的东西，跻身于“书”的行列。然而，现在的书，更换率和淘汰率急剧加快，书架上的书也加快了变换的速度。这里不排除人类知识更新的加快，但也要看到，书，特别是现在的作品，往往变成了一次性的、快餐性的物品———由于成了商品，消费性和实用性就占了上风。大凡商品，都有一个突出特性，那就是喜新厌旧，追逐时髦，吸引眼球，就是用完即扔，于是文学也就不能不在媚俗、悬疑、惊悚、刺激、逗乐、好看上下大力气，这样，也就不可能不以牺牲其深度为代价。

　　呼唤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的整体性把握

　　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第三方面“最缺少”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面对欲望之海和现象之林不能自拔，如个人化写作或者私人写作，“70”后的欲望叙事以及为赚取市场卖点的商业化写作等。这就大幅度降低了当前文学的品质和格调。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个通俗小说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却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他不但能由当下现实体验而达到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

　　那么我们现在的创作现状怎么样？我们看到，对于日常生活的原汁原味的仿真和临摹写法，从一开始的亲和感、烟火气，渐渐变成令人腻歪的唠叨；对于身体和感官的再发现，从一开始的反抗传统，变成了扭捏作态的展览；对于血腥和暴力的变态渲染，从开始的扩大审美（或审丑）疆界的创新，渐渐到了令人战栗和难以承受的地步；对于“性”事的大量感官化描绘，对于偷情故事的低水平重复，从开始的一点积极意义，到了让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完全消解了意义的地步；再如“堆积苦难”，从一开始的召唤起人的神圣同情感，到夸张失度———世界上哪有一天、一分钟都从没高兴过的人呢。这不禁令人感慨：过去是，越“光明”越好，现在呢，越肮脏越好，现在的流行是越脏、越丑越叫座，反而说深刻啊深刻。

　　“左”倾时期，这不让写，那不让写，假大空，高大全，走进了死胡同，现在放开了，什么都可以写，又出现了新的弊端，出现了面对垃圾堆失去了嗅觉。其实，生活并不是那样的。

　　提升原创能力是对畸形的复制能力的有力遏制

　　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四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年均产长篇小说800部左右，真正以艺术质量进入评论范围的每年只有几十部，大量注水、或千书一面，用几个模式可以一言道尽的，比比皆是。

　　近来大家都在谈论如何表现新农村的问题，我看问题不在表态，而在作家们对新农村知道多少，思考了多少。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里说：“对于我们整个文明来说，农民依然是人的原型。”可见，农民———乡土题材不是中国阶段性创作的热点，而是世界文学的母题之一。今天的农村，已不再是鲁迅、沈从文笔下的农村，也不再是赵树理、柳青、王汶石、浩然笔下的农村，甚至都不是高晓声笔下的农村了。所以作家们的评价眼光，价值尺度，主题取向，都有可能发生某些微妙变化。

　　问题的要害是，许多作家徘徊在固有的视角，重复着一贯的认识，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袭用现成的思想精神资源，提不出新问题。诚然，不能低估中国乡土现代转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但对中国农村来说，富于现代性的、健全的人格意识、尊严意识，当代农民的精神建构问题和新的精神个体的成长，难道不是亟待研究的新课题吗？“原创”二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长期观察，体验，沉入生存，深切地、紧张地甚至是悲剧性地思考的结果。

　　□雷达（北京文艺评论家）

　　全文见2006年7月5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