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启示一：本土特色」本土为王

　　在这里先说一句疯话：对《疯狂的石头》不能评论，只能研究。因为它评起来可高可低，高到可以搬出弗洛伊德———丢没丢石头和有没有尿痛，都属于性焦虑的问题。

　　那研究什么呢？研究它如何做到本地化。学一部电影很容易，学到无懈可击就太不容易了。《石头》就是这样一部“有案可查”但是更胜一筹的电影。

　　一般影迷都看得出这部电影在结构上学的是英国的《两杆大烟枪》或《偷拐抢骗》，再往前还可以追溯到《低俗小说》。在方向上，这类“多点迸发”的乱序电影都要体现“熵增”的特征，也就是人物关系和事件进程越来越乱、乱到剪不断理还乱，以致乱成一锅粥没法收拾，最后不得不“砰”地一声所有人都玩儿完。这类结构就像它的结局一样危险，到了最后一刻有穷途末路甚至矫揉造作的嫌疑，而且像昆汀·塔伦蒂诺或者盖·里奇这样的人也不太在乎保存价值观，搞到最后除了虚无就是荒诞。很多复制这种类型的电影都遭到了失败，且沦落到哗众取宠的地步。

　　《石头》则举重若轻地避免了这个问题，虽然它同样有一个“熵增”到死光光的结尾，但因为加了一段“安歌”，在此之后就“熵减”了、归于平静了。这主要归功于编剧对主人公“包哥”的设计，他是一个保安，一个正面人物，始终体现着价值观和正义感（虽然以一种卡通般的可爱方式）。影片有一个“好人有好报”的结尾、一个“该是谁还是谁”、富有安全感和奖励色彩的结尾，它在升华了偷拐抢骗的100分钟之后传递了一个非常适合国情的反拜金主义的信息———钱压根不是事儿，重要的还是真感情。

　　接下来说说《石头》的台词。中国电影如何说话始终是个大问题。目前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有两种，一种是说人话，一种是不说人话（比如一些古装片）。前者又分为京腔和方言两种方向。京腔语言风格由于高度雕琢和个人化而成为另一种类型的“不说人话”。在“本地化”方面，似乎所有中国导演都不约而同地发现，色彩鲜明的方言是增强影片活力的好办法，于是很多有“作者痕迹”的中国电影都成了有异域风情的电影（比如姜文的《鬼子来了》），它们一股脑儿说着“中国鸟语”，造成普通话的严重匮乏，气场非常诡异。与此相反，《石头》在这方面显示出对当下国民生存状况的全面把握，城镇生活中各阶层语言的融合、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代表成功人士的地产商就是一副标准的普通话腔调，“道哥”三人组和“包哥”、三宝说着地道的重庆方言，国际大盗的粤语则被还原到地方话的水平（连带着整个人物的遭遇都被“恶搞”），“我顶你个肺”这句台词被强化到绝对草根的搞笑程度，与以往港片中耍酷的杀手形象造成强烈对比，非常反讽。

　　以上成功都源于编导宁浩对当下中国土洋结合、不伦不类的文化生活状况的全面把握。当国际大盗麦克以《碟中谍》中汤姆·克鲁斯从天而降的经典姿势摘取“石头”、却发现绳子短了一寸而大骂奸商时，你不得不佩服编剧把中国特色编进好莱坞模式的精妙。《石头》在手机彩铃、背景音乐等细节上也极尽本地化之能事。在捕捉目前中国的“超现实”景观方面，《石头》确实是第一个。

　　□本报文娱评论员谷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