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与可信——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难题

　　岭南大讲坛

　　许苏民

　　有一个涉及文化取向的哲学难题，即在“可爱”与“可信”之间如何取舍的问题。这一问题是由20世纪初的中国哲人王国维提出来的，所以我把它称为“王国维难题”。我们

　　1.为什么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跳蚤？

　　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和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和追求。理想在现实中的碰壁既使很多人饱尝辛酸，也使他们过早地对未来失去希望。

　　1907年，王国维在《静庵文集·自序二》中写道:“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王国维所说的属于“可信”一类的，如知识论上的实证论、伦理学上的快乐论、美学上的经验论，属于哲学上的经验主义范畴，是经验主义者所信奉和追求的真善美；而属于“可爱”一类的，如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纯粹之美学，则属于理想主义的范畴，是理想主义者所崇尚的真善美；这是人类所追求的两种真善美之间的矛盾。

　　既然都是为了追求真善美，“可信”与“可爱”之间又何以构成矛盾呢？然而，正是这种矛盾，构成了人的生命的悲剧、人类社会的悲剧的更为深刻的表现形式。知识论上的实证论、伦理学上的快乐论、美学上的经验论，无论在事实真理的层面，还是在事实与人的关系的价值真理的层面，都合乎我们的经验认知，所以“可信”；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纯粹的美学，则不是经验认知所能完全确证的领域，所以“不可信”；前者是人所体验到的有限世界的真实，而一切有限世界的真实都是不完满的，所以虽可信而不可爱；后者则寄托着人类的理想，所以虽不可信但却很可爱。可信的不可爱，而可爱的又不可信，这就构成了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

　　问题的关键在于，“可爱”的东西经过改造也会变得“不可爱”。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无论表面上是多么强调科学，实际上流行的是更“可爱”的玄学。没有人主观上想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但700年程朱理学统治的文化心理积淀，却在不知不觉中把马克思的理想主义变成了程朱理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朱熹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演化成为政治运动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的主张实现为“一大二公”的农业合作化实践，“存天理，灭人欲”实现为“破私立公”、“斗私批修”的普遍禁欲主义；而“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口号:“对于阶级敌人怎么做都不过分”、“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也都可以从朱熹学说中找到渊源。

　　当代中国之所以犬儒主义盛行，其实也是极端的理想主义破灭后所产生的恶果。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和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和追求。理想在现实中的碰壁既使很多人饱尝辛酸，也使他们过早地对未来失去希望。

　　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自以为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跳蚤，这其中的教训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2.“可爱”的未必全不“可信”

　　既然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在实践中带来了种种失误，我们是否可以从此拒斥一切理想主义，走向彻底的经验主义呢？答曰:唯唯，否否。

　　“经验”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研究意义上的经验，另一种是文化心理的经验。前者遵循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无论事实真理，还是事实与人之关系的价值真理，都是可以为经验事实所重复证明、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客观真理。文化心理的经验则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化作了我们的先验心理结构的集体经验，它积淀了历朝历代的教化和民族生活的体验，在无形中悄然支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在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地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的经验是必须经过一番科学精神的洗礼的；而一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达到高度的文化自觉，就要看她能否将那世代相沿的“获得性遗传”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上升到清醒的自我意识的层面来作一番深刻的先验批判。然而，众所周知，科学精神至今也未能在中国深入人心。正如康德、马克思的理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强制性同化”为程朱理学的道德理想主义一样，英美经验主义也不可避免地会被传统的狭隘经验论和犬儒主义所同化。

　　不可否认，西方和中国近代的经验论也确有其思想局限，特别是伦理学上的“经验—幸福(快乐)论”，其理论偏颇也不能不引起主张“恢复宋明道学内生活之修养”的玄学家们的激烈反弹。我们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伦理学著作，常常感到他们对于人的行为的生理学基础强调得太过分。在“科玄论战”中，属于科学方法派的吴稚晖竟公然鼓吹起所谓“人欲横流、漆黑一团的人生观”，以其对食色两大主义的生理学论证，把人类一切美好的精神追求都贬低到了极点。这就不能不使一切不仅追求“可信”、也追求“可爱”的人们感到大倒胃口。

　　经验事实告诉我们，食色两大主义确为人类生活所不可缺少，它构成了人类一部分活动的思想动机。然而，这种观点根本不能解释那些不计利害以追求真理的崇高行为，解释不了古今多少志士仁人的高卓情操，解释不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壮丽诗篇。能够解释这一切的，只有王国维所说的“可爱”却“不可信”的超功利的道德形上学或高严之伦理学。但这一切是否真的“不可信”，也还得打一个问号。即使从科学实证的眼光看，我们也无法否认理想主义的追求是一种心理事实，而为了某种理想不惜生死以之就不仅是心理事实，更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事实了。如此看来，实证主义者从能否为经验事实所证明的科学认知的视角来判定形而上学的问题是假问题，显然是不足以完全说服人的。“可爱”的未必全不“可信”呵！

　　3.在清醒的理智与理想的激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对于历史和现实、人性和人心的深度认识告诉我们，处于各种矛盾尖锐而复杂的社会转型期，要实现社会和谐，除了要解决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体制性因素以外，还必须从思想文化上恢复最基本的人道主义道德底线和做人准则开始。年深日久的“阶级斗争”心态必须抛弃，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解决利益冲突的心态必须养成。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对于建设一个健全的和谐的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可信”与“可爱”之间保持必要的思想张力。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调整我们的文化心态，学会对于他人有一种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对于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采取理性的和审慎的态度，养成一种平和的文化心态。

　　首先，要学会以平等心待人，以平常心待人，再也不能像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的提倡者们那样向着“大众文化”宣战，再也不应把自己置身于与“庸众”对立的立场上。

　　现代性凸显了人的平等。对于人性的深度认识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普通的人，是有私有欲的人。从经验主义的观点看，我们没有必要去蔑视这“私”和“欲”，这“私”和“欲”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早已为无数的经验事实所证明。我们与其信程朱，不如信李卓吾，他说“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真有德之言”。我们与其信程朱，也不如信龚定庵，他说这世界上只有禽兽才“无私”呢，哪一个人会没有自己隐秘的私生活呢？这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者的结论，尽管它是那样的令人感到“不可爱”！

　　因此，当我们谴责“人欲横流”、表彰宋明道学的时候，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自己能不能真正做到朱熹所要求的“存天理，灭人欲”、或曰“破私立公”、“狠斗私字一闪念”？宋明道学的现代翻版——“文革”时期的流行口号——中国人已经充分地领教过了，结果又怎么样呢？钱钟书先生说得好:“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学家。”我们愿意充当这样的道学家吗？打着“道德”的旗号，煽动人们非理性的道德情绪和仇恨心理，“借醉饱房帷之事入人于罪”，对人的私生活横加干预和谴责，是程朱派理学家的做法。这种无视和侵犯人的隐私权的无耻、无聊、无赖的行径，至今在中国还很风行，这是十分可悲的现象。

　　当我们抨击“大众文化”的时候，我们要反省一下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我们是否像是那丧失了任何生命冲动的嫉妒的刻薄老人，对青春少年的生命欢悦满怀着恶意的嫉妒；当我们重新鼓吹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时候，我们也应反省一下自己行为的后果:我们是否也在助长着天地间的“戾气”(王夫之哲学用语)，这种弥漫于中华大地上的“戾气”曾经造成过多少民族的灾难？当这种“戾气”被引向某一部分人的时候，于是便产生了“对于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文革口号。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省吗？

　　其次，要看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善端”，学会尊重每一个人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学会宽容和理解，学会尊重和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呼声。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哲学家孟子，还是18世纪法国的“经验—幸福”论者和伟大的理想主义者马克思，都肯定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善端”。这不仅合乎经验事实，同时也合乎“建立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的逻辑。现代性之所以尊重每一个人自主决定其生活方式、自由运用其理性的权利，也正在于此。除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和保障社会正常运行的秩序以外，现代社会不再给人以更多的约束，由此所导致的必然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再也没有人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了。面对这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士大夫的骄傲之心大可著实核减，而尊重他人尊严、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的宽容和理解之心且须切实养成。

　　当然，谦虚和宽容并不等于没有主见，“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也并不意味着放弃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规定了他不是任何特殊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必须具有超越利害的算计去追求真理的精神。面对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我主张:骋心游目于多元价值取向而不徇流俗，广泛涉猎百家异说而自有主见。

　　第三，基于对历史和现实、人性和人心的深度认识，在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思想张力。

　　马克思、恩格斯是致力于在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思想张力的。他们一方面憧憬着美好的理想社会，另一方面又对人性的局限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人性固然是向善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但恩格斯提醒我们，“人来自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人是要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但也是恩格斯提醒我们，人类的认识史不过是把原始人的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而已。因此，人不可能止于至善，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国；而我们实际上可以做到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追求建设一个更真、更善、更美的社会。

　　对于历史和现实、人性和人心的深度认识告诉我们，处于各种矛盾尖锐而复杂的社会转型期，要实现社会和谐，除了要解决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体制性因素以外，还必须从思想文化上恢复最基本的人道主义道德底线和做人准则开始。年深日久的“阶级斗争”心态必须抛弃，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解决利益冲突的心态必须养成。对于“为富不仁”者，要用制度来迫使他们讲一点人道主义的“天理”“良心”；而弱势群体，也不可再有“你不仁，我亦不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心理。以牙还牙的法则、可怕的报复逻辑，只能使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

　　经验使我们头脑清醒，理想使我们永远追求。在清醒的理智与理想的激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就可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从“可信”的观点立论，在今天，只有遵循严格的经验主义而提出的改革社会的方案，方才合乎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从“可爱”的观点立论，正是理想主义的人文关怀可以使我们在对现实社会功利的追求中始终不忘“以人为本”——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人格的提升——这一核心和灵魂，为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追求建设一个更真、更善、更美的社会提供永不枯竭的心源动力。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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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苏民教授在“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上演讲。黄琼琼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