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警偷勾结案嫌犯被判缓刑的负作用

　　作者：魏也

　　7月4日，贵阳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贼勾结案”，一审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原所长蒲烈彬、原教导员白锡文有期徒刑3年，宣告缓刑3年。判处缓刑的理由是： 二被告人在案发后自我认识反省较为深刻，认罪态度较好，有一定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

　　近年来，一半以上职务犯罪分子被适用了缓刑或免刑。对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过多、过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检察日报》 2005年10月11日）。尽管缓刑已呈泛滥趋势，但在“执法犯法、罪加一等”的惯例之下，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贼勾结案”（该所涉案干警多达42名）中的两位关键人物派出所原所长、原教导员被判缓刑，还是出乎人们的预料。

　　我国法律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贵阳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缓刑判决的依据就在这里。但是，据7月5日的《成都商报》等多家媒体披露：针对指控，蒲烈彬明确回答“都不是事实”；白锡文辩称自己“尽到了职责”。“前往采访的多名记者都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审判长询问蒲烈彬时，一名法警要求他站立回答，并拍其肩膀向他示意，但遭到蒲烈彬的强烈拒绝。”

　　显然，这些细节与“自我认识反省较为深刻，认罪态度较好，有一定悔罪表现”的说法有出入，因为两被告根本就不承认有罪，甚至连站立回答都“强烈拒绝”。其实，判决中出现的这种矛盾状态早已有之。比如，曾有多位贪官先后由于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而被判缓刑，判缓刑的理由是“认罪态度好”。问题是，如果连财产来源都拒不交待，怎么能算得上认罪态度好呢？

　　可见，许多缓刑判决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遗憾的是，这些自相矛盾的判决至今还在不断重复出现。

　　缓刑过滥将大大降低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成本，使其更加肆无忌惮，同时，也伤了公众的心。《南风窗》杂志引用一名检察官的话说：“过多、过滥的缓免刑判决，引起人们的误解，产生贪官打不倒的错觉，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有的举报群众反映：我们冒着风险揭发腐败分子，谁知他们被查处后只是到看守所打了一个转，法院判决之日，就是他们重获自由之时，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凉了我们的心。”

　　应该认识到，职务犯罪尤其执法者的职务犯罪行为危害更大，社会影响更为恶劣，倘若他们过多地享有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不仅有损法律的尊严，也容易给公众的信心造成重创。对这些负面影响，司法机关应引起重视。

　　来源：新华网/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