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丸事件”反衬公共品供给的缺陷

　　来自不同省份的数位家长带着肢体异常的孩子到北京儿童医院求医，这些家长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孩子有个共同点：出生后均服用了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疫苗（俗称糖丸）。“为什么服用了疫苗，孩子反而得了病？”这成为患儿家长的困惑。

　　服用小儿麻痹症疫苗，反而得了小儿麻痹症，从结果上来说，这显然难以让人接受。网络上的漫骂声因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与之前大多数属于质量问题的类似事件不同，这

　　换言之，“糖丸事件”起因于我们的糖丸疫苗（减毒活疫苗）相对于灭活疫苗安全性本身不高。与我们广泛使用的减毒活疫苗相比，灭活疫苗是被公认的最经典的疫苗。所谓灭活疫苗，也即一种已经被杀死的病毒，既不会使人染病，又可以促使人体产生抗体，抵御病毒入侵。事实上，很多国家给儿童接种的都是灭活疫苗，为什么我们仍在使用减毒活疫苗呢？生产技术当然不是问题，成本和价格低廉才是关键。

　　糖丸疫苗是国家免费为儿童提供的几种疫苗之一，属于政府向国民发放的公共品。小儿麻痹症是一种后果严重的传染病，而传染病预防的产权界定成本很大，一方面无法阻止某个个体享受整体预防成果，另一方面每增加一个受益者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由于这种消费不具排他性，想消费的人往往希望在别人消费时“搭便车”——别人都接种了疫苗，自然不会有人传染我。这决定了传染病预防的公共品属性，只能由政府通过提前抽税的方式来免费提供。

　　但是从政府抽税到公共品供给，并没有一个科学的数学模型来核算；相反，再福利型的国家也是由“自私的人”组成并运转，因此它在发放公共品时，同样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完成承诺过的事情。正如学者所言，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减毒活疫苗相比灭活疫苗，价格低廉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节省经费用于别的公共品供给，而且“疫苗相关病例”发生的概率也很小，于是选择减毒活疫苗成了最划算、最有效率的选择。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该选择的合理性，因为它丧失了“第一美德”：正义。这就是罗尔斯在《正义论》里说的：正义不承认强加给少数人的牺牲可以由于许多人享有的更大利益而变得无足轻重。

　　其实，“最划算、最有效率”也是错误的幻觉，因为它排除了本应计算在内的少数小儿麻痹症患者的治疗成本。与传染病的预防一样，传染病的治疗同样属于纯公共品。一个病人得不到治疗，受损的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而是全社会。新闻中说有的家长为孩子治病花了30万元，这个钱完全应该由政府来掏；而“部分家长因为负担不起巨额医疗费，放弃了对孩子的治疗”，后果将是可怕的。

　　总之，“糖丸事件”反映的是公共品供给缺陷：一方面我们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忽视了潜在的极少数“疫苗相关病例”儿童的利益，这是公共品供给的失当；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对“疫苗相关病例”实施免费治疗和给予应有补偿，这是公共品供给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