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种“关怀”让人悲愤满腔

　　教育部长期以来非常关心大学生的就业率，比如“2005年5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刘大为宣布，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要达到73％以上”(《北京青年报》2005年5月29日)，这直接导致高校的领导们也非常关心就业率，在中国当下的现实环境中，解决非常之事通常都有非常之举，如今，面对学生就业难的巨大压力，各级领导都急得脸红脖子粗：就业率的数字怎么也不能比去年低啊，所以大家应该努力造假，争取让就业率超越“牛剑哈”（即牛津、剑桥、哈佛）。

　　“山东某大学：老师四处找人加盖关系单位公章，有的系‘就业率’竟然高达95％”（《工人日报》 7月4日）的新闻曝光了各位老师赤膊上阵急不可待的焦躁心态，因为各地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某些院校的就业率造假需要学生配合，如果学生脑袋“不开窍”，就只好威逼利诱了，“中国矿业大学多名毕业生因未就业被扣毕业证，有老师认为，学校目前所执行的政策，完全是在为学生着想”（《新京报》7月5日）的新闻讲述了一个“威逼为主（扣毕业证），利诱为辅（声称“此举是为你好”）”的滥俗故事。

　　总有一种“关怀”让人悲愤满腔，总有一种“热情”让人心里发慌。

　　奇迹啊，中国矿大就是创造“爱心”奇迹的院校！只是这种“爱心”实在让学生们难以消受。其实，不仅仅是难以消受，这种无正当理由扣押毕业生证件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即使是教育部也在对媒体的回复中表示“学生只要完成学校规定课程，通过论文答辩，就可以获得毕业证和学位证，和就业与否完全没有关系”，看看，中国矿大正在扮演一个多么尴尬无聊的角色。

　　一直以来，笔者都对教育部以及众多高校在就业率问题上的过分关注表示强烈反对，须知，教育部和高校要做好的只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充其量，也只需要大力配合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就可以了。如果高校按照自己的方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合格学生，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正常工作要求，那么教育部和高校就难脱“失职”之嫌，应该深刻检讨日日反省。另外一种情况是，即使是在高校目前的考核标准下，极少数学生的学业本身就不合格，特别是不能真正适应社会的需要，那么高校通过种种手段强迫他们“就业”，同样也不能减轻这种责任。换言之，仅就知识技能而言，教育部和高校只需要对学生是否学习到真正适应社会需要的本领负责，至于学生在学业顺利结束之后，是否能找到工作，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今年大学生的就业率是否能比去年高，这是教育部和高校可以关心并积极配合的事情，却根本就不是教育部和高校能够干预的事情。如果一定要强行干预的话，最多只是制造一些“数字游戏”而已——比如把就业率由去年的97％改写为今年100％（敲击键盘就可以完成），然后通过媒体向全国人民报喜，让全国人民空欢喜一场。这些把戏太没意思了，太低估人民群众的智商了。

　　高校有这些造假的精力，还不如集中力量好好推进教育质量的提升，多多研究市场对人才的动态需求，把上述工作做足了做好了，学生毕业时即使因为当时大环境的原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种情况难以避免），大家都会觉得心里踏实一些。

　　高校如此看重就业率，无非是为了向上级领导交差，为了“数字政绩”漂亮一点。因此，笔者郑重建议，在就业率的问题上，教育部不能把高校逼得太急了，毕竟，高校不是可以高高在上的学校，恰恰相反，它是必须仰市场鼻息，看用人单位脸色的弱势单位。正如教育部不能改成就业部一样，高校也不具备控制市场就业率的能力（当然，高校完全具备提升虚假“就业率”数字的动力）。谁保证了大学毕业就一定能找到工作呢？读大学有风险，入读须谨慎是全国皆知的秘密。在学生就业的问题上，高校最多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如果人事没有做好，当然可以监督批评，如果人事已经做好，做到了极限，还是不顾实际情况，要求“就业率一定要超过去年”，这就违反了辨证唯物主义的相关法则。辨证唯物主义一再教导我们：要从实际的情况和物体出发，以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

　　面对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明显偏大的现实状况，教育部以及高校其实都应该淡化对畸高就业率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回归本来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功能。拿就业率的高低来考核高校的工作，乃是一种“自杀式”的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它回避了高校工作中诸多深层矛盾的解决，追求一种过分功利的“治标”效果，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百弊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