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读书无用论”是个伪命题

　　□徐怀谦

　　从网上读到新“读书无用论”的泛起，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以我的记忆，“读书无用论”已经喧嚣了三个历史时期：“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大老粗为荣，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在那样一个非理性的年代出现读书无用论，好像不值得大惊小怪；改革开放前期，分配体制上出了点问题，“脑体倒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再起读

　　我之所以觉得这第三次浪潮莫名其妙，是因为它和前两次不同，现在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知识经济的时代，高科技、高精尖人才吃香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谁不渴望读书？就连某些不学无术的官僚不也想花钱买个假文凭吗？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们不再以大老粗为荣，不再以博学多才为耻。可是，读书无用论还是泛起了。

　　它的泛起当然有它的缘由，不会是空穴来风，但我坚持认为新“读书无用论”是一个伪命题。问题的焦点不是读书到底有用还是无用，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再争论了，答案明明白白摆在那儿：读书有用，而且有大用，知识改变命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问题的焦点在于，为什么老百姓的孩子(不仅仅是农村孩子)读不起书，为什么大学生找工作难？也就是说，引发新“读书无用论”的导火索是什么呢？我认为罪魁祸首就是“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直接造成老百姓的孩子读书成本太大。有不少人士计算出供一个孩子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要花费几十万元，我不迷信数字，但事实能说明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可以不怎么费力地供一个大学生毕业，而今天，一个农民供一个大学生毕业就得打工、借债甚至是卖血。不错，和医院一样，现在学校的基础设施已经现代化了，教师工资、水电费、伙食费都涨了，可是再涨也不应该涨到让人们上不起学的地步吧。有人会以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为借口来为教育高收费辩解，这不值一驳，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教育经费投入充足吗？

　　读书成本加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好不容易读完大学，工作又不好找了，老百姓自然觉得读书不划算了。可是再不划算，也比让孩子锄那二亩地要好；至少，还能解决一个户口问题。所以，固然有不少农村孩子被迫辍学，但更多的学生还在高考的独木桥上你拥我挤、你死我活地拼争着。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新“读书无用论”让我觉得悲凉：这哪里是读书无用，分明是读不起书啊！这种提法本身折射出的是社会的浅薄和遇到问题绕着走的思维定式。他们不去指责“教育产业化”，不去为解决农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支招，却不合时宜地推出什么“新读书无用论”，真让人觉得不知今夕何夕。毕竟，这早已不是白卷英雄的时代了，现在的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三个宿舍的学生全部考上研究生的新闻，不就是对新读书无用论的最好驳斥吗？而且时代发展到今天，还在争论读书有用无用，把读书看作是敲门砖，看作是谋生的手段，这本身就是对读书的亵渎。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读书难道不是人们的一种基本需要吗？为配合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的宣传，《环球时报》做过一个综合报道，说在日本，图书馆人满为患；在加拿大，全家人一起逛书店；法国人喜欢办读书沙龙；俄罗斯人不爱读经济管理类实用书，而喜欢读哲学和文学经典。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又泛起了“读书无用论”，我们与人家的差距，真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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