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热”与迷惘中的美国

　　《建国之父怎么做？我们的问题，他们的答案》(What Would the Founders Do? Our Questions， Their Answers)理查德·布鲁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著， 珀尔修斯书业集团(Perseus Books Group )2006年5月31日出版，精装本261页，定价26美元；

　　《金融领域的建国之父：那些让我们富裕的人们》(Financial Founding Fathers: The Men Who Made America Rich)罗伯特·赖特(Robert E. Wright)与大卫·科文(David

　　近两年来，美国有关建国之父的著作一直是出版的大热点。此类图书随手可以举出一大列，从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的《革命性格：什么使得建国之父与众不同》(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What Made the Founders Different)、大卫·麦库罗(David McCullough)的《1776年》、大卫·福尔摩斯(David L. Holmes)的《建国之父的信仰》(The Faith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到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与乔纳·诺瓦克(Jana Novak)合著的《华盛顿的上帝：宗教、自由和我们的建国之父》(Washington's God: Religion， Liberty， and the Father of Our Country)，以及约瑟夫·艾里斯(Joseph E Ellis)的《乔治·华盛顿传》(His Excellency: George Washington)、朗·切诺(Ron Chernow)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马克·斯库森(Mark Skousen)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未完成的自传》(Benjamin Franklin's unfinished autobiography --- completed at long last， using his own outline and words)，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一种分析认为，“国父热”表明美国人在后9·11时代陷入了迷茫，它是美国人所具有的那种一旦遇到挫折，就总是不由自主地就想回归建国之父，从他们身上汲取经验和精神力量的心理反射。也有人认为，这是世纪之交的一般规律--每到新世纪就有必要对建国之父的遗产重新进行一番梳理。当然，也有人认为，有出书的就说明有读这类书的市场，此乃正常之出版现象，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对于这种现象到底所意为何，在此我们也不去讨论。只是在7月4日美国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不妨为大家介绍此类图书中比较有意思的两部，算是应景。

　　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建国之父怎么做？我们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是国父书丛中 “刻舟求剑”的典型。曾著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传》、《WASP的生活方式》和《绅士的革命》等书的专栏作家和历史学家布鲁克海瑟此书的书名应该是来自于基督教徒的座右铭：“基督会怎么做”(What Would Jesus Do，WWJD)，由此亦可见布氏对建国之父们的崇敬之情了。

　　布鲁克海瑟写作此书的目的是想让读者了解建国之父们在面对类似我们现今的一些有争议的难题时，会选择怎样去做，或主张怎样的观点。这实在是件困难的工作。须知，古今既有社会环境之不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大为不同，思维方式、思想和意识形态之类更是容易变移，如此，以彼之行动和观点来要求此时之人，是否会有“刻舟求剑”之嫌？

　　比如，布鲁克海瑟在书里将现在的干细胞研究和建国之父时代的掘坟盗尸做医学研究类比似乎就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再比如，对于热门的同性恋权利议题，布氏则以18世纪美国社会--当然也包括那些建国之父们了--对鸡奸的普遍敌意来证明建国之父在同性恋权利问题上的立场。布氏在书里这样写道，即使是被被公认为“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反对鸡奸，更无论他者了。

　　至于流传的所谓“那个时代的一些爱国者很有可能是同性恋者”(some of the patriots might in fact have been "gaytriots")的说法--尤其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和他的朋友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s)年轻时的通信被许多人认为颇有些暧昧。对此布鲁克海瑟则辩解道，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信是那个感伤主义色彩浓厚的时代的反映，而且，既然信里也有关于女性魅力的描写，自然就说明写信者实在是不可能对同性感兴趣的。

　　还有就是，布鲁克海瑟在“建国之父如何看待枪支控制”问题上拿不出直接的例证，就只好大谈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来源，以及为何市民自己组建的民兵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证等等，以此来说明建国之父们并不赞同枪支控制。这显然将“刻舟求剑”推到了极致。要知道，建国之父在所处的18世纪面对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常备军，而不是诸如持枪抢劫、黑帮泛滥和校园枪击等这些现代美国人为之苦恼的问题。

　　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布鲁克海瑟的做法总体来说是有其道理所在的。试想，相比美国的建国之父，中国的圣人孔子距离现代社会是更遥远的吧，但他的《论语》何以今日读来仍觉韵味无穷，充满了智慧呢？道理很简单，那就是，生活中的很多事物或许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其自有一些属于“灵魂”和“精神”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变化的。正因为此，诸如《论语》、《建国之父怎么做？》等书中讲述的前人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常常温习的--当然，教条地依样画葫芦就难免“让上帝发笑”，而是学习其精神，学习其智慧。

　　那些长期被忽视了的建国之父们

　　长期以来，每当提到美国建国之父，我们总是会想起诸如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弗兰克林这些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确，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美国才得以凭借自己弱小的实力打败当时不可战胜的大英帝国，赢得了独立，并创建了伟大的宪法及其他的法律框架，为美国民主的稳定、有效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人们似乎忽略了的一点是，美国革命并不仅仅事关自由和民主，也同样关乎民生、关乎经济。就象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赖特和独立经济学者大卫·科文指出的那样，财富是公民自由和公众福利得以存在的前提和保证；正是在那些金融领域的建国之父的不懈努力下，创建之初还很脆弱的美利坚合众国才能够逐渐强大起来。

　　赖特和科文在《金融领域的建国之父：那些让我们富裕的人们》一书中给我们讲述了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到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时期，那些美国建国初期的，或知名或无名的“金融国父”们是如何一步步为美国打造了必须的财富和金融制度基础，从而使这个原来由十几个殖民地组成的松散的、具有很大利益分歧的联盟体逐渐转型成为一个单一的超级经济力量的。

　　所有这些“金融国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身寒微的汉密尔顿，一生颇具悲剧色彩：虽然他身为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却始终没能象其他几位一样登上总统宝座，而且在与其主要政治对手杰斐逊的竞争中，输得惨不忍睹。此外，汉密尔顿之死也是因为和杰斐逊的副总统亚伦·伯尔(Aaron Burr)的决斗。

　　幸运的是，在汉密尔顿过世之后，他的政治遗产，包括“工业建国之路”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包括中央银行的主张等等，却击败了出身种植园主的杰斐逊坚持的乡村美国道路，在此后的美国历史中一一得以实现，并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对汉密尔顿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正变得越来越高。在有关他的最新一部传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中，作者朗·切诺(Ron Chernow)这样写道：“汉密尔顿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虽然从未成为总统，却可能比那些成为了总统的人有着更为深远、更为持久的影响。”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