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完《民主与法制》的《襄樊官场地震引少女身亡迷案警察抢尸强行火化》一文以后，我再一次体会到，中国有许多事是不能想当然地去想，更不能坐在书斋里去坐而论道的。的确，谁都希望政令畅通，谁都不希望越俎代庖，更不希望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但有些时候这仅仅是一种愿望。就以襄樊地区的反腐败斗争来说，随着原湖北省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陆陆续续牵出领导干部74人，其中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官场的确发生了强烈地震，但是却留下了一大堆的官场腐败后遗症。尽管时间过去了三年，
有很多案件还是“不清不楚”的啊！譬如，一件与孙楚寅“相关”的十八岁少女宾馆跳楼所谓“自杀”案件直至今天还被死死地捂着、紧紧地盖着，法律本应是保护受害民众的，然而该案件中的当事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当地的有关部门居然出动了武警与公安来对付受害者，受害者的上访反而受到更多的“围截堵击”，不得不“四处躲藏”……
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在原市委书记孙楚寅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地方，在其周围已经形成了一条很粗的、难以撼动的“腐败生态链”，孙楚寅虽然倒了下去，但决不意味着这条“腐败生态链”已经被彻底摧毁，它的“能量”、它的“势力”依然大得很；二是反腐败的确是一场“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啊，你要腐败分子的乌纱帽，你要让腐败分子倾家荡产，你要让腐败分子坐牢甚至掉脑袋，他们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就擒？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尤其是在腐败泛滥的重灾区就更是如此了。所以，在襄樊出现这样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一般而言，像襄樊这样的腐败泛滥地区的“腐败生态链”由以下三种势力“合成”：一是蜕变了的权力者及其“衙内”们(“红道”)的“权势”；二是不法商人(“黄道”)所拥有的雄厚的“钱势”；三是犯罪团伙(“黑道”)为所欲为的“暴力势力”。原市委书记孙楚寅经营了多年的这根“腐败生态链”究竟由哪几种势力组成？笔者本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但是，从记者们的调查来看，构成当地腐败恶势力的恐怕这“三种人”都有，活龙活现，很猖狂，什么坏事都敢干，什么坏事都能干，而且由于襄樊地区反腐败的不彻底，由“三种人”构成的腐败恶势力还有“新的权力保护伞”包着、护着，于是在襄樊就诞生了“一些原本离奇的事，向着更加离奇的方向继续发展”……所以，我敢下这么一个断言：若是没有一种比它更大的、来自上方的权力干预，那么，要彻底清除这根“腐败生态链”，要对这根“腐败生态链”造成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是的，记者披露的襄樊高莺莺死亡事件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它不仅仅表现在高莺莺的死亡是“惨死”，更重要的是它还表现在类似高莺莺的“惨死”并不是一个、二个，它还表现在类似高莺莺的“惨死”所发生的“背后黑幕上”：包括公安在内的权力遮盖和权力包庇。的确是那样，利用他们过去积累下来和目前还掌握着的腐败恶势力，要让他们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对付像高莺莺样的弱者，对付只能通过舆论来呼唤社会良知的记者，实在是太容易了，他们可以通过权力、财力和暴力一手遮天，他们可以通过控制的舆论权力(记者的录像带和群众的照相机均被没收，录像带被销毁)去编制无数个理由来否定在高莺莺死亡事件上存在的真相，所以，笔者不禁产生怀疑：若是没有中央一级的权力干预，若是没有公安部直接插手或是重新调查，那么，像高莺莺这样的案件能够得到解决吗？
所以，根据我对我国国情的理解，像襄樊这样的腐败重灾区，反腐败反得不深、不透、不彻底的地方，还留下很多案件的地方，只能寄希望于高层的重新干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邵道生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