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行收费”是否合法期待法律定论

　　□毕舸一直被公众所非议的银行跨行查询收费，终于进入了法律程序。7月4日，上海市民邓维捷状告跨行查询收费，要求退还1.5元查询费一事诉至法院。同时列为被告的有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及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此前，有关银行跨行查询收费的正当性与否，银行一方与公众一方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连一向客观中立的经济学家阵营也开始分裂。而在一个话语权泛滥的时代，公众最

　　应当说，银行跨行查询收费的纠纷，之前一直停留在民间争议的阶段。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以及银联的强势地位，民众的反对声虽大，起到的效果却微乎其微。而随着人大代表黄细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紧急建议，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但正如笔者在另一篇相关评论中所提到的，通过行政管制，来解决银行跨行查询收费纠纷，存在诸多先天制约。果然，人大常委会的回函，让问题解决重归“自查自纠”的传统套路。

　　银行与用户都是具有自利倾向的主体，都有着明显的利益倾向，如果在缺乏“中立第三方”的情景下进行谈判，恐怕永远也达不成结果。随着法院正式受理邓维捷的诉讼请求，法律开始浮出水面，扮演起仲裁方的角色，这就填补了“第三方监督”的空白。

　　银行跨行查询收费纠纷，就是客户与银行之间多次博弈或讨价还价的过程，而讨价还价又是以实力为基础的。由于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强弱分明，天平很容易倒向银行一方。而邓维捷借助于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将在“第三方博弈”的加入后，通过“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控辩议程，让谈判回归平衡的基点。

　　银行跨行查询收费纠纷本质上是市场纠纷，双方需要在一套明晰的游戏规则内，完成契约所赋予的权利与义务。然而，银行与民众对于跨行查询收费是否形成有效契约，以及对契约内容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游戏规则正走向模糊化。

　　不难想见，在庄严的法庭上，控辩双方都要出具足够的、合理的理论与事实论据，公众一直疑惑的“收费成本究竟如何计算”等技术性问题，将通过举证过程得以澄清。而更关键的是，法律的效用就在于，它提供准确无误的法律术语和准则，剖析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复杂现象，提供可供操作的普适性方案。以法理解决银行跨行查询收费纠纷，既可以排除银行一方赤裸裸的利益导向，又可以避免公众情绪性的不合适抵制，最终形成双方均可接受的妥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