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收入分配改革的“鱼”和“渔”

　　“发改委现在忙坏了，周周都开会，一连串的会。”忙什么呢？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为了搞得完善一点，发改委“先是找地方协商”，“然后是部委讨论”，一个个地征求意见后，意见初稿还要做进一步修改。据最乐观的估计，“今年年底能出来就不错了”(据7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

　　这么热的天气，发改委如此辛苦，按说民众应该感谢才对。但奇怪的是不少网友却

　　对网友们的这些看法，我觉得发改委真是委屈。无论如何，发改委能够认识到贫富差距的潜在危害，能够着手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总比坚持那种所谓“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之类的没心没肺的观点强吧？

　　不过，虽然我觉得大家对发改委的辛苦要领情，但并不认为发改委的做法没有瑕疵。比如，发改委“先是找地方协商”，“然后是部委讨论”，唯独不找那些分配改革方案预设的受益者——底层低收入的民众协商，也没有提到他们在拟议的分配改革中如何参与。这就不能不让人担心：分配改革方案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利于低收入阶层？更进一步，即便是有利于低收入阶层，又能不能保证在实践中落到实处？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既取决于发改委的善意、决心和能力，也取决于“地方”和“部委”肯做出多少让步。经验告诉我们：这不太靠谱。

　　中国有句充满智慧的古语，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觉得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贫富悬殊的问题上，也应该参考这个思路。

　　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分配制度不合理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因此也是绝对必要的。但最根本的原因，主要还是底层的劳动者没有参与收入分配博弈的权利。换言之，他们最大的问题还是权利的贫困，正是权利的贫困使他们无缘分享改革的成果，导致了他们财富的贫困。

　　比如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长期无法提高，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就在于他们仅仅是劳动力价格的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完全没有办法和能力来影响工资水平；而他们之所以只能被动地接受劳动力的价格，又是和他们在团结权、集体谈判权以及争议权等方面的权利缺乏直接相关的。

　　无疑，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工们就只能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农民工是这样，其他低收入阶层基本上也是这样。很显然，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发改委忙得再厉害，开会开得再辛苦，分配不公的状况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网友们的不满情绪，实际上也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

　　因此我建议，发改委在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既要考虑“鱼”的问题，也要考虑“渔”的问题，至少要发出类似的呼吁吧？双管齐下，标本兼治，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章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