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这场四年一度的巅峰对决，注定成为举世球迷的节日。至于本届杯赛，更显出于今尤烈、于斯为甚的情势来。全国同看一场戏，这样的盛况足令无数的老人吁叹一回了。从6月9号开始，“俺们全国都是球迷”。真球迷也好，伪球迷也好，皆以一只小小的皮球的名义沉沦于每一个夜晚的疯狂，身边大小男女都早已一反常态，无不带着沉迷的表情开始大呼小叫了，甚至敢于公然地歧视不谈球不看球的合法公民了。
世界杯，大事件。几乎大多数的都市类媒体都纷纷推出了世界杯《号外》或特刊，这些报纸的老总们大都具备了一掷千金的豪迈与笃定心理；那些一贯吟花弄月、靠下半身写作的人们，都纷纷摇身成为报纸世界杯专栏的当红写手，球评评球几乎成为一时之显学；网络上关于世界杯的报道几欲遮天蔽日。点开任何一个博客，哪怕是最古板的博主，在字里缝间一不小心迸出的也仍是世界杯三个字；电视上由于传播权的原因，只在少数的几个台风生水起，声嘶力竭到黄健翔的地步，反衬得其他频道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来。
但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便是在有球队参加杯赛的国家，他们的新闻媒体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疯狂与投入。而在世界杯小组赛结束的次日，一条被各种媒体纷纷转载的新闻更是匪夷所思：经全球媒体曝光的世界杯期间球迷死亡人数已经飙升至43人，而人数最多的国家居然是没有球队参赛的中国，已经达到了11名。这个消息一下子把人拽到去年一度风行于中国的畅销书———《娱乐至死》。波兹曼在书中急切而有力的喝问如在耳边：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至死吗？仿佛一下子变得现实而严重。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的，世界杯之于中国观众，与其说是观赏雄性力量与技术结合的完美与缺陷，倒不如说是通过世界杯去接近于一种绝少功利，亦杜绝了政治、权力等等庄重因子的娱乐精神。“在这里，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等等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波兹曼语)。”有这么严重吗？我总是不以为然。因为我说的是，娱乐无罪，正像超女无罪那样。在这种时候，不论是被娱乐了的世界杯，还是世界杯的娱乐，也许在它呈现方式上已经构成了一种事实的传播暴力，在一个约定俗成或公序良俗的世界里具有了不可思议的颠覆之力，但世界杯的确因之成为一个出口，位于东方大国的芸芸众生因为这个出口所代表的各种意象而获得了高度释放。他们乐意投入其中享受这种快感。
皮球是一个中空的设计。如果往里面加塞太多的东西，皮球就太过沉重了。人也一样是可以活得空灵、轻松，但却少不了娱乐与释放。那些一直心有块垒、无法释怀的人们已经结成为一个大得吓人的精神病群体了。因此对于世界杯在中国的受关注程度，真实原因不如说在于，东方民族一贯因循传承的过于凝重的文化意象，使得他的子民在接近于纯粹的娱乐之时，其所暴发的热情也就惊人强烈与炽热。也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届世界杯之于中国，不是球迷时代，更像伪球迷时代。事实是，非球迷之伪，而在于痴狂足球必然成为这样一个时代命定的精神假象。
每一种精神都渴望狂欢，每一种沉重都渴望释放。然而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狂欢节。在中国的社会沿革中，曾经出现的带有高度狂欢精神的节日，是一些地方农村社会的庙会。在庙会中，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等级制度被极大地冲淡了，非理性成为主导，下层民众，甚至平时饱受禁忌的妇女也不再受限制参加庙会及娱神演出。但据学者考查的结果，这一庙会精神到今天已经彻底功利化了。但是，尽管诸神隐退，图腾远去，国人对于狂欢精神的渴求依然存在，尤其是置身于当下竞争与生存压力的多重负荷之下，一次忘情的狂欢是多么弥足珍贵。(杨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