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毕诗成：公众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越降越低吗

　　毕诗成

　　“既然触犯了法律，应该有勇气承担责任，我没有怨言。请考虑，我是一个女人，长期以来背井离乡，孤身一人，带病为党工作……法不容情，人有情，让我重新做人。”7月4日，陕西省原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受贿案在西安公开审理，庭审结束前，张改萍作了如上的陈述。（《华商报》7月5日）

　　不晓得是张改萍本人心里确实感觉“憋屈”，有感而发呢，还是有人事先安排好了如此的表演，以期博取法官与现场民众的同情。反正在庭审结束前，张改萍这样说了，说得如此“委屈”，如此“可怜见儿”。根据媒体的报道，说这些话时，张改萍“语气平缓、有条不紊”——看来，多半是有备而来吧。但动机似乎已经不重要了，让人感兴趣的是：张改萍这番颇能“入情的”陈述，会不会真能博取几分同情？

　　经依法查明，从2000年到2005年期间，张改萍利用其职务便利，在为他人办理干部任用、提拔、调动等请托事项中谋取利益，共收受28人贿赂人民币106.9万元，所得赃款全部被其个人使用。即便在法庭上，张改萍也承认：我不同意，干部不可能被任命。从其所作所为来看，她落得今天这个地步，基本可以算是“活该受罪”的。但浏览网络上的一些网民留言，甚至在当地一些群众的议论中，却能听到诸多同情之声：“真倒霉，贪得也不多呀？”“要说这人也不错，收了钱也能把事儿办了，总比收钱不办事的好。”“这人听说工作表现不错，想想一个女的在今天的官场混下去也不容易呀。”

　　呜呼哀哉！尽管人们有一千个理由批评这样的同情，是愚民的“愚论”，是“农夫同情蛇”的肤浅情感，但不管怎么说，同情贪赃枉法者，已然成为一种现实存在。难道说社会评价官员、认同好官的官德底线，正消失殆尽吗？

　　“还是做过一些工作的，还是很有能力的，对当地经济发展还是有过贡献的”，甚至于“比起某某某，他才贪了多少？”等等，这些说法在民间颇有市场，也正在成为一些人同情贪官莫名其妙的理由。

　　记得去年，曾在安徽阜阳发生过一件荒唐事情。一个因受贿而被判10年的贪官，竟有人在网上公开为其辩护：“以其行政级别及所掌握的权力和所受贿的数额综合评估，他还算是百里挑一的好干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网上、网下议论纷纷。办理此案的检察官一怒之下，在媒体上用专版刊发万言长文，逐句痛驳。在张改萍的案件中，辩护人也正是凭借“张改萍参加工作30多年，从咸阳调到商州，以前的工作表现不错，应考虑这一情况”的理由，向法庭申请酌情减轻处罚的。

　　有人怀着特殊的动机，想要渲染这样的“原谅情结”倒也罢了，可社会公众，如何能在这样的渲染面前，“应声而倒”呢？诚然，官员违法有法律惩处，但做官是个极其特殊的职业，不仅要有法律制裁，还要有道德约束。为官当有官德，官德本该努力追求上限。民众的官德期待为一百，到头来实现的也不过六七成；民众的官德期待要是主动沦落到五十，到头来能够实现的岂不少得可怜？

　　贪官的危害，并不简单表现在其“吞下”多少现金，贪走多少首饰，其社会危害是难以估量的。比如张改萍的卖官案，教育局长、劳动局长、旅游局长、镇长、乡长、执法队长……什么官都敢卖，什么官都敢买。这些人花钱买了官，他们会全心为民？买官花了钱，他们会心甘情愿不往回“捞”？一来一往，谁能搞清楚有多少乱收费、乱作为、乱摊派，因她张改萍的卖官行为而派生？

　　同情贪官的现象说明，屡屡失望之后，公众对官员的道德底线要求越降越低。心生同情者虽然为数不多，但若任这股“愚风”蔓延，必将严重腐蚀人们的价值观念，破坏依法行政环境。既然官员手里掌握了大权，就需要始终以更高的官德标准来要求。对于贪官一丝一毫的同情，都无异于伤害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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