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人民医院集体腐败案的经济学评读

　　在中国，经济学家尽管十分风光，源于经济学家的理性大多超过激情，但他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因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面对眼花缭乱的世界，的的确确让经济学家心潮澎湃，尽管经济学家还能理性的看待世界，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中国人搞市场经济搞出了新花样，搞腐败也搞到把老百姓的“性命”上，并把“人命”弄成了市场交易的砝码，然后还名正言顺的称之为医疗“产业化”。在医疗产业化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的作用十分有限，除了一些零碎的预言和不被认可的“冠名权”以外，医疗行业自由奔放似的发展，才成就了

　　2006年6月13日，震惊全国的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集体受贿案中的主要行贿者邹汶晖因犯个人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两罪并罚，被新会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本来这是一起十分平凡的刑事案件，为什么会震惊全国呢？“作为一名医药代理商，邹汶晖为了让药品使医院所用，花费200多万元向医院各级领导行贿。江门市新会人民医院的140名医务人员收受过邹汶晖的财物。”[1]（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06月27日）作为国家公共医疗体系的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在履行国家救死扶伤的国家责任的同时，看准了市场行情，瞄准了平头百姓的“性命”，竟然把老百姓的最后一块、也是唯一不能取舍的命门，作为权力与市场交易的砝码。在阳光普照的盛世中国，这一大群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怎么会演变成十恶不赦的恶魔呢？

　　在经济学家眼里，腐败也是一种市场交易，人们在交易时首先要计量交易成本、交易风险以及预期收益。在世界上，只要能盈利，法律又不禁止的东西，可能都在市场交易之列，都能够为社会创造效益，因此，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效率最高、资源配置最合理的经济形态。尽管经济学家一再声明一切市场交易须经法律许可，并坚决反对权利与市场之间的非法交易，反对行政垄断下的扭曲交易，甚至于对经济垄断的不平等交易也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但是，这种理性的不讲人情的特性，还是受到政治家以及社会科学家乃至于大众对经济学家唯利是图的本性进行人性化的攻击。

　　一、人民医院把人民的生命纳入成本核算和考核体系之中，既是“人民”医院的职责，也是为人民提供更加体贴入微服务的需求

　　著名经济学樊纲认为“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现在，“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太多了一点。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有太多的经济物品要以“公共的方式”加以生产、供给与分配，“公共财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太大，“公款支出”的事情、“政府决定”的事情，“计划分配”的事情太多，进而言之，政府管的事情太多，政府的规模太大，政府官员的人数太多。”[2]（樊纲《腐败的经济学分析》）樊纲从人性自利的本源意义上，把腐败的原因归结到体制上，这种理性对全社会都有点启蒙的意义。但这种含蓄的口吻，折射出中国经济学家的儒家情感和奴化思想的根源。

　　在樊纲所列举的腐败清单中，我们可以发现腐败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包含于一切与公权力有关的生产、供给、销售，政府的决策方式、管理手段、职能范畴以及自身人员比例、规模大小、多少等等。在这些与公权力有关的资源中，不在乎管理资源人员的品德好坏和水平高低，关键在于权力制约的机制。如果没有权力约束的机制，无论是谁，也无论是哪个阶级或政党，无论你如何宣称内在品质的优良程度和自我纠错能力有多强，若有条件搞腐败，就必然诞生批量的腐败英才。

　　令樊纲先生始料不及的是“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有医生约200名，却有140多名陷入了‘回扣陷阱’。剖析这家医院医生的集体腐败案，可以清晰地看出：从药商、医院院长、药剂科领导到有处方权的医生，一些医院大搞“权钱交易”，形成了多开多得、利益均沾的腐败食物链。”[3]（新华社2月17日）面对一方面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群英荟萃各显神通的腐败生长链条；面对这样一个以性命交易为基础的、有十几亿人的巨大市场前景的、新兴的产业，院长、医生、医药经销商、药剂师都能精确的计算出每一支药品中的生命含量，也能算清人口的损耗与医疗垄断的比率，而经济学家们对于生命产业的兴起，还能理性的分析、严密的计算出人的性命生产成本和营销利润吗？

　　不过，樊纲先生的腐败经济学分析虽然没有发现有关人的性命交易的腐败产业，当然也就不可能提供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樊纲的无奈情感和模糊经济学，无意间却给卫生部的高官提供了一个医改的方向。卫生部长高强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很短时间就能解决的。医改十几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国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困难。要像中医一样，把很多味药配在一起，煎出一种药来。”[4]（2006年03月20日医药经济报）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国的官员和中的中药一样，都是经过多味中药煎熬出来的，显得一样庄严、厚重，滴水不漏。

　　二、在人民医院的每一个岗位，没有贵贱之分，都有全身心地为民服务，获得人民求生的回报效益。

　　著名的经学家张曙光认为“所谓腐败就是以权谋私，而且是以公权谋取私利。由于公共权力必须由具体掌控权力的官员个人来运用和实施，”[5]（2006年03月06日《新青年？权衡》杂志）张曙光的理性源于经济学对人的本性的分析，他把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出于人的本性要求，利用公共权力去谋取私利。他更为直接把官员的个性化与腐败挂起钩来，进行成本和收益的量化分析，评估政府与官员的腐败程度。“令人惊心的是，医院几乎人人有腐败“领地”。院长权力过大，现行医院管理体制下，院长难以监督。医生有处方权，可以决定用药量、用何种药，据此收受回扣。就连电脑员都不例外，把电脑单卖给药商也收入不菲，江门市中心医院一电脑员2年来就收了10多万元‘小费’。”[6](新华社广州2月17日电）由此可以看出，张曙光先生撇开腐败的生长环境，单纯地把腐败仅仅与官员的个人本性和行为挂钩，未免有点脱离中国实际，因为在中国，腐败的广度、深度、幅度以及腐败的穿透力，远远的大于、强于各级官员腐败能量，也远远的超过各级官员的腐败想象能力。

　　一般来说，医疗改革实际上是垄断下的伪市场化改革取向，它在维护体制垄断的情况下，单纯给予与扩大行业的经营自主权，鼓励医院自己创收，并出台了法定的以药养医的政策。这是一种典型的政府“放权弃责”的做法。“广东一些地方甚至有‘医院反哺政府’。某经济欠发达地级市，政府财政不但不投入，还从人民医院提取500万元给公务员发工资，某经济发达市，从一家大医院提取1000万元用来发展经济，这是日前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客座教授廖新波接受《羊城晚报》的独家专访时指出的”[7]（2006年1月4日《羊城晚报》）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就是这样任由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解体、放弃社区医疗卫生网络的整合和建立。由于政府在改革取向和制度设计上纵容、允许医院的牟取暴利的行为，加上政府自身的利益内卷倾向，才为个人谋取非法利益提供合法外衣。

　　政府要从为民医病中获得福利和发展资金，所以，在医疗改革问题上，没有真抓要害，助长了医院和医生见利忘义、见死不救的趋利行为。卫生部部长高强坦言，“医药购销体系的现状混乱，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本意是降低药价，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没有执行国家订立的药品集中招标规则，导致虽然是集中招标，其中却存在一条环节众多、层层加价的利益链条。这条利益链条在医院的集中体现就是：医生开‘大处方’，医药代表根据卖出的药品给医生送礼，送回扣。[8]（新京报2006年03月08日）

　　张曙光先生的个人实施腐败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每一次腐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个人行为上来。“医生则是腐败食物链上的直接执行者。为了提高药品销售量，药商派出医药代表，分头去做医生的工作。哪个医生开了多少药，在医院的电脑上一目了然。根据医生的处方量，逢年过节的拜访“回馈”就有了根据。一名医生每月收的回扣多则上千元，少则几百元。在医药代表的“公关”下，新会人民医院的140多名医生收起了回扣，大量使用有提成的药品。[9]（2006-04-04检察日报）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身怀绝技的、勇于献身的“性命”产业个体主体，不论制度有多腐败，也不可能制造出如此庞大的腐败群体，更不可能形成如此壮观的产业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曙光的个体腐败论与制度腐败相互配套，才能算上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三、十三亿人民的性命全部掌管于一个“人民”医院，其市场潜力之大，利润空间之厚，手段之毒辣，步调之一至，可谓是世界之最。

　　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邹薇认为“腐败并不是个别的违法越轨行为，而是一种带有相当普遍性的制度现象，是制度非均衡和政府失败的一个表征”，“腐败是个复杂的制度现象，反腐败也是个复杂的制度创新过程。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主体，对同一个制度安排或制度创新的反应不同，反腐败的成果也会因此而不同。”[10]（人民网2005年04月11日）邹薇女士把腐败从个人行为中分离出来，认为腐败是制度非均衡和政府失败的一个表征，而且，她进一步提出通过制度创新和重建根治腐败的的构想。但是最后她也理性的告诉大家，社会的反应程度与反腐败的成果成正比，这表明了经济学家在理性的分析了社会反腐心理与政治改制的成本比较后，得出了通过大众反腐推动制度重建的心理诉求。

　　邹薇女士把腐败作为一种带有相当普遍性的制度现象，是制度非均衡和政府失败的一个表征的判断，本身包含着对制度安排的不满和批判，这在中国是需要勇气的。但是作为一经济学家在需求例证时，又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据了解，从2004年9月至今年3月，江门市检察院共立案查办医疗系统涉嫌贪污贿赂案件39件52人，其中大案37件(含要案2人)，犯罪性质属贪污的1件，贿赂38件，涉及犯罪金额3000多万元。”[11]（2006年06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在一个江门市，在一个医疗条件并不是很好的区域内，因医院集体腐败事件而浮出水面的医院群案已令人目不暇接。这些鲜活的事例，若不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何以能成大气候呢？

　　作为一个新型的与“性命”相关的产业链条，如果是在自然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形成，必然呈现出市场竞争的活力。但是，“按照业界的说法，营销自然人的来源大体有几种：第一种是早期合资企业的医药代表在掌握医院终端资源后出来接品种单干；第二种是国内一些大型制药企业在各地的业务员打通当地主要医院关系后留在那里自己做或者兼职；第三种就是医院内部的医生；第四种是与各地大医院有密切关系的一些人，比如医院领导的亲戚，同学、朋友等。”[12]（2006年06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这种行业性的垄断看似与政府的力量没有什么关系，但支撑其生长的力量正是源于政府的行政性制度框架和行政垄断的无制约型扩张。

　　在各大医院，医生吃回扣一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但是，“各种药品的回扣额各不相同。如一支“诺可”针剂，内科主任每给病人开出一支就可得4.5元的回扣；一瓶“左氧氟沙星”的回扣是15元；“青霉素V钾片”每盒回扣是3元；“冠心丹参滴丸”每盒回扣为6元；“复方丹参滴液”每用一瓶回扣只有1元……这是给主治医生或科主任等人的回扣标准。[13]（2006年06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如果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除非你自己精神有病，否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为何不合“法”地享用呢？

　　卫生部部长高强也表示，“公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96%。靠医疗服务“创收”的机制，根源是医疗机构盲目追求经济利益。[14]（中新网1月13日电）但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他举例说，医疗体制涉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础建设涉及发改委，药价、医疗收费涉及物价局，日常经费投入和维持医院的运转涉及财政部，医疗救助涉及民政部，医疗人才培养包括附属医院的管理涉及教育部，医疗市场、药品质量还有医疗广告的管理涉及工商局，总之‘很多很多’。[15]（2006年03月20日医药经济报）在涉及到众多部门的制度框架之中，邹薇女士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但最后还是把解决腐败问题的出路，祈求于大众对腐败的关注上。

　　四、人民医院十分珍惜人民生命的价值，当人民即将离开这美好世界的时候，方才明白：慷慨解囊，英勇就义对人民医院有多么重要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在我国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腐败成为最尖锐社会问题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的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调拨批文、卖外汇额度，到90年代以来的不规范土地批租，腐败总是与相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权相伴而生。[16](吴敬琏金融研究2005年07月01日)吴敬琏先生曾经因对经济腐败的痛斥，多次刮起了“吴旋风”，被公众誉为“铁肩担道义”的儒侠。从这些封号中，我们可以发现吴先生是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在经济问题上它是理性的、严谨的，但，在用经济学理论看待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他又是仗义执言的、富有激情的。

　　吴敬琏先生围绕权力和市场，理数了腐败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吴先生发现，腐败总是围绕着行政权利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滋生出来的，在权力和市场进行交换的过程中，行政权力的优势在于对资源的垄断，象生产资料批文、外汇额度、汽车配额以及土地的批租，都是政府垄断的稀缺资源，市场要想获得资源，就必须与行政权力结合。例如，“央视《新闻调查》报道一位患者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67天，花费近140万元，平均每天花费2万多元，不过，昂贵的医药费还是没能留住病人的生命。更让人惊奇的是，医药单上居然有患者对严重敏感的药物，而在患者去世后的两天，医院竟然还陆续开出了两张化验单。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医院给患者输入各种液体1吨多。”[17]（2005年11月24日新京报）

　　经济学家知道医生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无论如何也不能成吨位给病人输水，这显然不是在治病。医院把病人作为生产的资源，首先考虑的是这种资源是否有可利用价值，如果是垂危的病人，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还能给医院带来如此丰厚的收入，而且，这种交易是在完全合法的情况下进行的，再者，医院没有利用行政权力，没有以政治的相强迫，更没有使用武力相威胁，病人及病人家属都自愿的接受医院提供的成套服务。这些显然不在吴敬琏先生预料的腐败形式之中，不属于腐败。因为面对这些惊人的的数据，经济学家不知如何计算腐败的生产成本和预期收益，所以，吴先生希望用政治手段解决腐败问题本身就说明经济学自身的局限性，因为经济学家不可能从这些数据中找到计算出解决此类腐败的答案。

　　吴先生的腐败论虽然有自身的局限性，他说，“人们常常以‘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等描绘腐败分子的心理特征。但是这种描绘并没有说明他们的贪婪追求之所以会在屡屡得逞的过程中无限膨胀的制度原因。腐败分子也许具有更高的风险倾向，但是他们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我们的体制存在的某些漏洞提供必然性的。[18](吴敬琏金融研究2005年07月01日)在这里，吴先生想到了制度漏洞，但根本没有意识到漏洞的含义，假若是漏洞说明制度整体良性的，只是个别地方的补缺的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倒是要在制度塌陷之中寻找一丝光明。但无论如何，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腐败的思想和方法，例如，行政垄断稀缺资源，这里的稀缺资源是指给治病救人的权利，垄断了为民医治疾病的权利，就等于占领了十几亿人的求医市场。卫生部长高强认为，医疗机构管理体制改变主要应该解决，医疗服务基本由公立机构垄断的局面。2003年的统计表明，全国公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96％，社会办医院仅占4％。公立医疗机构的垄断局面没有改变。[19]（2005年11月30日重庆时报）

　　在这种医疗垄断的制度框架中，医院和医生把病人的“性命”作为市场交易的砝码，作为盈利的契机，作为一种潜力无穷的产业市场来开发，正是垄断的逻辑延续。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审计抽查10家医院2003年至2004年8月的部分医疗收费项目，发现违规向患者多收费1127万元。其中，医疗检查多收费825万元，药品多收费302万元。[20]（2005年06月29日11：23人民网）在这些被查出的违规收费和已经融为新兴的生产能力的收费中，老百姓的“性命”就必然演变为成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完市场资源。

　　五、人民医院集体腐败，不仅给人民“形成各种经济损失，而且还构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合法性的严重挑战，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和忧虑。”

　　“著名经学家胡鞍钢先生认为，“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它不仅形成各种经济损失，而且还构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合法性的严重挑战，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和忧虑。”[21](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胡鞍钢从腐败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分析了腐败的根源，他认为公共权力滥用所产生的收益也不一定归于个人，而流向个体所属的政党、阶级、部落、集团、朋友和家庭，这种腐败受益的流向，实际上成为一个巨大的腐败感染源，从经济学上讲，这种非正常的利益收益和分配将有损于市场公平，从文化的角度上讲，腐败的意识形态与腐败收益分配呈逆向发展趋势，他从家庭、朋友、集团、部落、阶级、政党的路径，感染和污染社会。所以，胡鞍钢感慨地说：……目前所揭露和惩罚官员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只是中国日益猖獗腐败的“九牛一毛”，“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22]（同上）

　　医疗腐败尽管较为普遍，但他依然是社会腐败冰山一角，“由中国医改失败，联想到其它“改革”，老百姓真是有些怕了。比如一提教育改革就是要让穷人读不起书；一提国企业改革就是要让国企高管们拿巨额年薪，就是卖企业，就是让工人下岗；一提深化改革人事制度就是跑官要官……”[23]（2005-08-11光明网）胡鞍钢先生把腐败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把腐败提升到执政的合法性受到挑战的高度，并把它当成党和国家的隐患，从这个意义上讲，胡先生已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对腐败问题作出的一个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是胡先生从理性分析经济问题上升到醉心于政治走势。胡鞍钢把腐败已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和忧虑，看作是从根源上治理腐败的信号，这和从经济学认识腐败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如果把治理腐败完全其希望与自上而下的领导关注和实施“仁政”，再通过道德教化，使那些掌握公共权力和资源的“屠夫”，修身为现代市场的菩萨，变社会污染为净化社会的有生力量。这种社会实践已经有说千年的历史可查，但能根治腐败的时代凤毛麟角。

　　“1999年10月至2004年9月间，新会区人民医院在采购药品过程中，账外暗收药品销售单位给予的各种名义的药品回扣款共计785万余元，并将回扣款全部存入该院以“新会人民医院营养室”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这家只有100多张床位的二甲医院，两年内三任院长竟都因受贿被捕。”[24]（2006年06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从下的范围上看，第一任院长被逮捕，第二次院长也被逮捕，到第三任院长的时候，就形成了全员受贿的局面。新会区人民医院经历了上级领导的多次治理与整顿，腐败的覆盖面愈来愈大，医院与经销商的合作深度也愈来愈深，受贿地数额也愈来愈大，人民群众的受害面也愈来愈宽。

　　“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课题组日前推出的2006年《医疗卫生绿皮书》认为，中国十年医改确实造成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但其原因并非如国研中心去年的研究所言是推行市场化惹的祸，而是政府投入缺位、监管不到位和功能越位造成的。[25]（5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一方面，政府垄断医疗行业，另一方面又支持、纵或者干脆放任自流。从全国的宏观的角度来看，十年的医疗改革造成的是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从全国微观的角度上看，医院的手段愈来愈毒，医生的脸皮愈来愈厚，老百姓的心愈来愈凉。

　　2005年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有数据还显示，每年有接近50％的人应该到门诊看病、30％的人应该住院，但他们却因各种原因得不到救治。”[26]（2005-08-11光明网）2005年10月，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卫生部从未表态说过医疗改革不成功，也不同意医疗改革不成功的说法。这位负责人还表示，卫生部在医疗改革问题上的态度就是不争论，要扎扎实实地把卫生改革推进下去。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说，卫生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卫生部自己的工作当中肯定有失误，但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27]（2006年03月08日南方都市报）医疗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是不需要做出评价的，医疗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也决不是一个动听的政治宣言，因为再美丽的神话总要给老百姓一个能绕过鬼门关，自主看病、自由求医的地方。

　　注释[1]（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06月27日）

　　[2]（樊纲《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3]（新华社2月17日）

　　[4]（2006年03月20日医药经济报）

　　[5]（2006年03月06日《新青年？权衡》杂志）

　　[6](新华社广州2月17日电）

　　[7]（2006年1月4日《羊城晚报》）

　　[8]（新京报2006年03月08日）

　　[9]（2006-04-04检察日报）

　　[10]（人民网2005年04月11日）

　　[11]（2006年06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

　　[12]（2006年06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

　　[13]（2006年06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

　　[14]（中新网1月13日电）

　　[15]（2006年03月20日医药经济报）

　　[16](吴敬琏金融研究2005年07月01日)

　　[17]（2005年11月24日新京报）

　　[18](吴敬琏金融研究2005年07月01日)

　　[19]（2005年11月30日重庆时报）

　　[20]（2005年06月29日11：23人民网）

　　[21](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22](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23]（2005-08-11光明网）

　　[24]（2006年06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

　　[25]（5月23日《中国青年报》）

　　[26]（2005-08-11光明网）

　　[27]（2006年03月08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