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人，猪的传人”

　　从作者黄守愚一篇《中国人，猪的传人》引发的争论，远远不会结束。作者通过对上古中国人猪的崇拜或图腾形式广引博论，论证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广泛存在的猪文化现象，思路是正确的，同时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极为有趣的人文现象。

　　作者文中提到的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也有称为猪龙琚的），这其实只是当今学者的命名，虽然是对历史成因的一种延用，但以今天的观点看，猪就是猪，龙就是龙，合并在

　　一般来说，原始人的图腾大多来自于某种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动植物，而原始艺术大多是对自然物的一种模仿。但高度达15厘米以上的大型玉猪龙，仅仅其自身重量来说就已不适合佩带。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玉猪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其更大的用途是作为一种神器使用，一种红山先民所崇拜的代表其祖先神灵的图腾物。

　　而红山文化从学术界的分期来说，已经距今至少五千年到六千年的一个时期，是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命名的一种文化。仅仅以其猪头虫身的形制来阐述玉猪龙是结合了不同生物特点的制作观点，我个人认为是相当不妥的；在整个玉石文明的背景中，佩玉不仅仅存在不同的方法也同时存在玉的不同制法，但主要是用于佩戴，从其实用功能出发，把一头猪做成蜷曲状而忽略腿脚，也是成立的。

　　所以仅仅从学术界命名的内涵来看，龙就是虫，龙形物就是虫形物，起码在学术界是认同这种蜷曲状的。而今天我们的网友读者如果仅仅以猪、龙的语言现象来理解一个社会的人文现象，这起码是不尊重作者以及从事人文研究者的劳动，何况，家猪与野猪还存在着质的区别，在林莽之中，自古流传着“头猪二虎三象”的说法，不仅仅因为野猪的凶悍，同时也因为野猪的智慧，更因为野猪还是蛇的天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中国初民从生活生产实践中，没有观察或了解到这样那样的规律和现象，或许崇拜蛇一类的“龙”文化，早已经被“巴蛇”所吞了，毕竟“巴蛇吞象”可以三年不出，但猪吃蛇似乎更胜一筹。

　　纵观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民族或部族的分分合合，其图腾现象自然是一改再改，从远古的猪崇拜（无论是崇拜它的生殖能力还是它的生存能力）到后来的龙崇拜（这条龙一直在修改，今天才定型，起码是爪子上），从太牢的祭品到少牢的祭品再到今天沿海城市开业等庆典时吃烤猪乳猪的风俗残遗，我们的确不难肯定这猪文化现象的确一直存在于国人的历史和传统之中。

　　但自从西风东渐后，猪猡类的词汇传入中国，在一般意义上，早已把一些错误的观点植入了国人的语境，虽然我们还是以猪肉为其美食，还是以猪肉为其主要的肉类营养来源。但这种矛盾性，通常已经没有人去留意了。

　　而从文字学来看，古人所谓的猪，严格来说叫豕或豚，猪从“犭”从“者”意思是大的猪，这点恰如古人所云“马八尺曰龙”的观点，凡大的都可以谓之龙，龙的古字是虹，虹是雷雨等天气后的产物，以其形造字，以其声取音，其实就是“轰隆隆”的会意，其义项是让人震惊、震摄。而谓之龙凤文化者认为龙能上天入地似乎带有凤凰的飞翔能力，其实这是一种误会，龙或者说其原型的猪，不论是家猪、野猪，都是能够两栖的，古语谓之“狗游三江，猪游四海”就是对人们喜闻乐见的动物习性的一种观察所得。

　　由历史文献或传统文化我们知道，中国人心目中的瑞兽并不只有龙或凤，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也是瑞兽，但只有类似龙的辟邪在后世存在，虽然明代郑和下西洋带回了长颈鹿也叫麒麟这个瑞兽名，但麒麟和貔貅在许多时候又都等同于辟邪一样，这里面有流变的因素也有不同地域文化影响的因素，而到了现代，起码来说貔貅成了没肛门只进不出的财神类神物了，而历史上把它还原的话，它其实只是今天的国宝大熊猫公母的合称，古人的习惯同一种动物雌雄各自命名，貔貅、麒麟、凤凰等等，全是前者为雄后者为雌，在一般的场所又以一字代表。

　　既然中国文化常以龙凤为代表，口语中又仅仅是以龙子龙孙传人自居，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矛盾的情况，更有甚者还常自以为是地认为龙是雄凤是雌，两者是为一族的大有人在。以上林林总总，实则涉及太多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的断层，今天，既然有学人如黄守愚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或论点，实际上是一种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对现代经济与人文、伦理进行的深层次反思。这已经不简单的是一种勇气和探索精神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自尊心丧失的表现了，毕竟在西方人的观念里，猪、甚至黄河大鲤鱼都是肮脏不洁的。也有学者认为“食牛者得牛性，食猪者得猪性”之谓，这已经超越了文化探讨的范畴了；而仅仅作为中国传统训诂学同音同义理论的角度来讲，龙民就是农民，这一点，现代都市人对农民的歧视其实与西方人对中华的歧视是同源的，虽然一度西方人是极为崇拜中国文化的。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不仅仅是从民族、国家和学术的角度纠正错误的主流思想，还要从自身心智和学人态度去改正错误的流弊。

　　这起码是，历史从来只让中国成为唯一的文明不灭的国度的一个宿命或一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