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据本报9月16日报道：一桩原本并不算复杂的事件，在山西大同引起人们热议———一名年仅10岁的小学生捡到一个包，内有存折、证件、购物卡等，及时交给了学校。学校经多方联系找到了失主，孰料女失主竟然怀疑孩子偷走了包内的现金等物品。
拾金不昧反受诬陷，和许多读者一样，笔者也觉得非常“受伤”，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一下这起“拾物”纠纷，就不难发现，这件事情之所以发生，并弄成这样一个尴尬
局面，除了失主的道德缺陷外，还有一个“拾物”关系中权责规范缺失的原因在里面，也就是说，拾金不昧实际上在这里已不单纯是一个道德事件，也是一个涉及公民物权关系的法律事件。
说到这里，不由想到此前一个曾广受争议的话题：拾金不昧是否应该得到回报？笔者注意到，争议双方往往大多是基于道德层面立论：是否应该用物质去奖励道德？或者这种“回报”是否会降低拾金不昧行为的道德纯洁性？等等。其实，如果我们跳出纯道德的圈子，从公民物权关系的法律视角来看，就会觉得，“拾金不昧而得到回报”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它能鼓励人们拾物归还，更在于，通过在法律上明确拾物关系中的权利与责任，来避免或减少因此发生的各种拾物纠纷。比如，对于拾获者来说，既然有妥善保管拾物并寻找失主的责任，那么获取回报就应该成为与之匹配的权利；而于失主，既然拥有索回失物的权利，那么支付报偿就是应尽的义务。
显然，如果这些权责明晰、规范了，上述事件中的尴尬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被避免：除非公安机关能确认小云是窃贼，否则，对拾金不昧者付出保管、寻找成本的归还行为，失主即使道德上不想感激，也必须给予补偿，因为这不只是一种道德责任，更是法律义务。反过来讲，正是因为我们目前的法律还没有做这方面的规定，拾物归还只是一种单向的道德义务，而没有对等获取报偿的权利，拾金不昧过程中的权利责任处于失衡状态中，所以才为不义失主留下了“以怨报德”、反咬一口的“操作”空间，而面对这一切，善良的人们除了给予道德谴责之外，对失主几乎无法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责任赔索，所以在道德上格外“受伤”。
从这个角度看，要为“拾金不昧”的义举疗伤，道德谴责和召唤是必要的，但更要从法律上尽快明确拾金不昧过程中的权责关系，给予这种行为以制度保障。事实上，如果有了这种制度保障，最终也会反过来有助于对拾金不昧的道德倡导和建设。
□张贵峰(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 网络编辑：金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