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宜居的标准也来自心灵体验

　　专家可能对宜居有数字化的标准，例如人均住房面积要达到多少平方米、人均绿化面积是多少等，但我如果是一个外来务工者，我对这个城市的宜居标准是这个城市的友好度。我可能住在地下斗室，但住的地方干净整洁安全；这个城市为外来务工者提供就业资讯，并为我的劳动提供各种保障；在公共场所没有人对我投以歧视的目光，我就认为这是一座宜居的城市。我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是对一个宜居城市的最起码要求。

　　我曾两次去厦门，那里自然环境是宜居型自不必说，它对陌生人的友善更让我印象深刻。人们自觉排队上车，街道上乱闯红灯的行人与车辆很少见，10年之前邮局的柜台就设计得很低，让顾客坐着与营业员交流、办理业务，长话间里也有座椅供客人使用。

　　我当年坐在那里与营业员面对面，突然觉得受到别人尊重了，很是感动。原来坐着买邮票、寄信也是可以的，而邮局的柜台也是可以如此设计的。

　　相比之下，直到今天，北京的一些邮局还是柜台高高在上，像旧时的当铺。

　　前年我又去厦门，邂逅厦门大学一位青年老师。他说，因为爱人一时来不了这座城市，他曾对是不是来厦门工作犹豫过。有一件小事让他决定留下来：他在市区坐公交车时，居然忘了带钱包，当他不好意思翻动口袋查找时，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客气地为他付了款。这使他非常感动。

　　对普通市民来说，“宜居”不是宏大的概念，也不需要太多的标准与数据，而常常是基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与判断。这样，一方面它需要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有宏观的规划与设计，对与市民生活、工作相关的一切有人性化的考量；另一方面，它是市民对自己城市的爱护、对他人特别是对外来人口、对陌生人的善意与关怀。当外来者得到这个城市的关爱后，又会回报给这座城市以关爱。

　　现在的北京已形成3种情况，一是城市景观区的超一流装饰与建设，例如长安街、王府井还有高档社区，美轮美奂，远超出宜居的数字化标准；二是普通居民区设施一般，生活比较便捷；三是城中村与新建边远小区，卫生与治安、交通状况较差，市民意见较大，正是这些社区的大量存在，使市民对北京宜居满意度大大下降。

　　7月3日《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印证了这个结论：民调显示，北京市政设施有点儿嫌贫爱富：宜居指数刚及格，“宜资”（宜于投资）指数却在全国排名第一。北京“宜资”当然首先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条件，还有就是它相对宽松的环境，也说明城市管理者为方便投资者做了更多工作。用心栽的“花”是很鲜艳，但为什么不能把“柳”也插得让公众满意呢？城市许多地带花团锦簇，甚至二环立交桥还有精美的灯饰，但同时，一些城中村污水横流，一到雨天，美丽的立交桥下常常水漫金山。这样看来，城市管理者还需要更多地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来思考如何使城市更宜居。

　　我们的城市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并不多见。但与此同时，城市的研究与管理相对滞后，缺少前瞻性的规划与布局，缺少更为科学合理的对策研究，也缺少对民意的广泛征求；加之一些城市管理者用在招商引资上的心力更多，却忽略了市民的生活诉求。这些也许是北京宜居排名倒退的关键。

　　宜居工程是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个层面的系统工程，它的核心是“宜人”。

　　是以所有生活与旅行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为本，他们对城市是否宜居不会用专家的标尺去衡量，但会用自己的内心去体验。因而城市管理者要做的，就不仅仅是数字化的规划，更需要走到市民生活之中，用心体验市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