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莫让“产婴证奸”再上演！

　　看着怀里睡得正酣的婴儿，年仅16岁的母亲英子显得十分无奈。几个月前，英子被打工店的老板邱某强奸。为将施暴者绳之以法，英子及其家人毅然作出令人心酸的决定——“产婴证奸”。(7月6日《北京娱乐信报》)

　　事实上，“产婴证奸”以求告倒罪犯的受害女并非英子一人——2000年9月，广东连平一名15岁的少女被强奸后怀孕，为保存证据，只好让婴儿降世；2003年4月，辽宁盖州市

　　用“产婴证奸”的办法来将施暴者绳之以法，从表面上看是彰显了正义，但这正义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

　　对英子而言，“产婴证奸”让她不得不面对被强奸的直接后果，经历第二次伤害，也使她的身份从青春少女变成了未婚妈妈、单亲妈妈和未成年妈妈，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尽管法律还了英子一个公道，但搭上一生的幸福来索要这样的公道值吗？

　　对邱某而言，孩子的出世是比身陷囹圄更痛苦的惩罚。他是一个“强奸犯”父亲——然而他又仅仅是一个生理意义上的“父亲”，即便将来能顺利出狱，他也很可能得不到监护权。但是，他对孩子的抚养义务是不能免除的。背着“强奸”的骂名去抚养孩子，那是何等的尴尬和令人不齿。

　　对孩子而言，因犯罪而降临人世的他一出生就在世俗的目光中遭遇歧视。尽管在法律上非婚生子女的权利等同于婚生子女，孩子的父母都必须履行法定的义务，但他却无从享受——他的出生被母亲赋予了浓厚的使命感，那就是为了“证实犯罪”。

　　“产婴证奸”频现，除了受害人法律意识、证据意识淡薄之外，关键在于社会救助机制的缺失。当务之急，除了加大法律普及力度外，还必须尽快完善受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当受害人能够无障碍地及时获得有关求助时，“产婴证奸”的新闻才会胎死腹中，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高福生(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