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能原谅自己

　　最近从报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吉林省延吉市郊农村的出租车司机苏大友，10年前在车上拣到4万元钱，当时并没有交还失主，10年后的今天，夫妻俩耐不住“良心”的折磨，终于来到延吉市公安局，请求公安局为他们找到失主（5月24日《新京报》）。

　　这个故事据说引起当地人们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迟到的“良心”也是良心，苏大友用自己的行为向世人宣告了“良心”的存在。也有人则认为他太傻了，都十年过去了，

　　不管怎么说，这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令我肃然起敬。面对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以及道德上的过失，苏大友没有原谅自己。而且10年间，这种“不能原谅自己”，时刻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使他最终要以将钱物归还失主的行为来实现道德的自我救赎。尽管这种救赎有些为时已晚，也不足以弥补他道德上的瑕疵，但他这种“不能原谅自己”的精神却是最宝贵的。

　　其实，这种道德上的“不能原谅自己”又何止苏大友一个人。由此，我想起了文学巨匠巴金老人。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坛兴起了“伤痕文学”。无数的人们都忙着诉说这场浩劫留下的“伤痕”。而此时，已经70多岁的巴金，却沉下心写那部被后人称之为“说真话的大书”的《随想录》。当大多数人陷于控诉不能自拔，纷纷把自己当成无辜的受害者，愤然指责那个时代时，巴金老人首先揭发的却是自己：为自己曾经的文章和行为感到深深的不安。

　　他写道：“五十年代我常说作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实际上，“反右”和“文革”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巴金老人并没有像一些政治舞台上的小丑那样做一些陷害栽赃、落井下石的勾当。但在《随想录》中，他仍主动揭起了自己的“疮疤”。比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曾经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锋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比如，他在批判“胡风集团”运动中，先写了《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表了态”，后为了“过关”又写了《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批评胡风“作贼心虚”。接着在批路翎《洼地上的战役》时，“经过编辑的修改”，又给“胡风集团”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对这些事情，我想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理解。当时，为求自保，迫于政治压力，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表一下态，似乎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行为。特别是当时身为上海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的巴金，写下那些文章，实乃迫不得已。这在当时疯狂的批判和揭发风潮中，和一些人上窜下跳比，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巴金老人在重读自己当年的文章时说，“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

　　实际上巴金老人至死都不能原谅自己这种“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的行为，他将此作为一生的耻辱和遗憾，把它记录下来，提醒自己和世人不要忘记。

　　这种“不能原谅自己”，我想就是道德的光芒和强大力量。有了这种“不能原谅自己”，才能及时反思自己的操行，调整自己的行为，时刻映照自己那颗彤红的“良心”是不是褪了颜色，不至于在名利和世俗的各种诱惑中迷失自己。

　　但是，在眼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特别是在各种利益、价值观、人生观的纷扰和冲击下，我们还能时时反思自己，并对自己的一些不良操行自我谴责，而“不能原谅自己”吗？恐怕对一些人来说，不管做了多么不道德的事，总是给自己找到合适的藉口原谅自己，总是脸不红心不跳。比如，卖假货劣货害人的会以“谁让他贪图便宜”来原谅自己，行贿受贿的会以“现在社会都这样”来原谅自己，拾到财物不归者会以“谁叫他粗心”来原谅自己，见死不救、见危不帮的会以“谁还多管闲事”来原谅自己，坑蒙拐骗的会以“谁叫他这么傻”来原谅自己。甚至为了私利陷害他人、出卖朋友、踩着别人肩膀上的人也会以“现在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来原谅自己。

　　我想，对社会中任何一个人来说，他都不是道德上的完人。一生中也不可能永远没有一点道德操行上的过失。但最重要的是不能丢掉苏大友、巴金身上所体现的那种“不能原谅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让我们“知荣辱”，而且是我们道德自我完善和不断修补的不竭动力。否则，一味“原谅”下去，既使去杀人放火也能为自己找出合适的理由，那一些人就真会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