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

　　今古齐观

　　高考录取正在进行之中，像去年一样，今年继续推行“阳光工程”，也就是公开透明。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以前在这一点上做得是不够的。那个时候，录取人员奔赴各地，生杀予夺，大权在握，存在一定程度的“暗箱操作”不可避免。在古代，与之类似的科举录取就更不用说了，当然，在程序上二者是两码事。

　　明朝的弘治皇帝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就有因此走运或倒霉的。丙辰科(1496年)录取，他拆开呈上来的卷子，对“朱希周”很感兴趣，首先因为这人姓的是“国姓”，旁边的人又见风使舵:“其名希周，周家卜年八百。”于是，朱希周就得了那科的状元。其后的嘉靖皇帝也是如此，甲寅科(1554年)，因为他头天做梦听到了雷声，就取了秦鸣雷为状元。那么，名字“有问题”的，显然就要靠边站了。像孙曰恭的“曰恭”合起来看是“暴”，徐的“”拆开看则是“害今”，兆头不好，都与状元失之交臂。

　　除了这些因为皇帝意志钦定的之外，还有一些属于“关节状元”，就是通过打招呼、递条子等利用权力的行为达到目的。还说明朝吧，正德年间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万历年间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他们的状元得来就不那么光彩。这两件事在《万历野获编》上都有记载，说杨慎殿试之前，“首揆长沙公(李东阳)先以策题示之，故所对独详”，先知道考什么，自然准备就充分。后来杨廷和率领群臣“争大礼”时，对手们攻击他，“亦微及前事”，把他的舞弊行为当作一件武器使用。张居正家的事情就干得更离谱了，“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好么，自己家今年有人考试，却是还由自己家的人出题，连这点嫌也不想避——也可能刻意如此。张居正死后被“下旨追夺官秩，查抄家产”，甚至要“斫棺戮尸”，张懋修自然不能幸免；而当他“被劾削籍”之时，“人皆云然”，没有丝毫同情，说明大家对当年录取的那种恶劣做法记忆犹新，愤懑之情仍未消除。

　　相比较之下，主修《明史》的张廷玉很懂得不要激起众怒。雍正十一年(1733年)殿试后，大学士尹泰等将策十卷进呈，雍正看到第五本时，发现答卷“字画端楷”，某一议论虽寥寥数语却“极为恳挚，颇得古大臣之风”，就拔置一甲三名也就是探花。拆卷再看，原来是大学士张廷玉的儿子张若蔼，更高兴了，说张若蔼能秉承家教至此，“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但张廷玉知道后，再三恳辞让把儿子降一等。他说:“普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想望鼎甲。臣蒙恩现居政府，而子张若蔼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他觉得儿子名列二甲“已为荣幸至极”，最终雍正把张若蔼与二甲一名沈文镐对调了过来。

　　但是，因为录取谈不上公开，单纯依赖高官或考官修养，结果也就很难做到公平和公正。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更多是科场弊案——舞弊面积太大，超出举子的承受极限，必然酿成事件。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丁酉案非常典型，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五个地方同时出了问题。江南乡试榜发之日，诸生哭于文庙。这一科的题目是“子曰贫而无谄”，有人就此作《黄莺儿》词:“命题在意中，轻贫儒，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窍通，其斯之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原是货殖家风。”对孔方兄在录取中的作用揭示得一针见血。最后的结果是两大主考“赴西市”(砍头)，另外“房考十八人皆议绞”。但这终究只是收到一时的震慑之效。

　　除了录取，嘉靖皇帝还把名字取人运用于官员的选拔，就更显出了其荒谬绝伦的一面。那是要增加阁员，“会推数人，俱不当上意”，忽然便钦点了张治、李本两个不可能成为候选的人，令“举朝骇之”。后来大家才明白，原来言官进言的起语为“重治本事”，他对此表示欣赏，就提拔了名字里带“治”、带“本”的人。明朝不亡于崇祯，又添一例。

　　文/田东江画/赵晓苏

　　图：

　　此题交与先生详做

　　晓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