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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关爱”,我们有时选择“走着瞧”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10日09:25 南方日报

  华师附中去年没有一个总分“状元”,今年一下子冒出五个,校长吴颖民谈“奇迹”--

  面对“关爱”,我们有时选择“走着瞧”

  本报记者谢苗枫实习生吴晓蕾

  核心提示

  有无得失,从来就是稀松平常,哪怕是高考的“状元”,谁也不能给谁写保票谁一定能出“状元”,但偏偏站在浪花尖处的华师附中,就很容易引人遐思:

  一个学习周内,几乎每天下午都能由学生自主把握;不管是否毕业班,宿舍照样每晚10点半关灯;几乎每个学生都眷恋学校生活,走读生也愿意跟着住宿生的时间表走……

  这些坊间传闻,在去年没有一个总分“状元”的时候,霎成华附的“陋习”;而在今年一下子冒出五个总分“状元”的时候,又回归为这所“老字号”名校的“镇山之宝”。

  面对外界“粉丝们”的乍惊乍喜,华附“大当家”吴颖民在上周末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笑着说:我们不需要解释什么、证明什么或改变什么。

  这5个“状元”学生,没有一个曾经拿过全年级的第一名

  华附今年以五个总分“状元”的“大丰收”姿态出现时,有人以为学校猛地研制出什么秘笈;但在去年的相同时候,华附却被认为“分心过多,气数渐尽”。

  记者(下简称“记”):今年广东高考,华附一下子出了5个总分“状元”,与去年比,好像反差很大。

  吴颖民(下简称“吴”):(笑)觉得我们进步了?!很多人还以为我们有了秘笈,重新调整了教学方法,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没有变过。

  不少人以有无“状元”来衡量一所学校的办学好坏,其实有很大的迷惑性。因为,“状元”的产生,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偶然,他们只是一批优秀学生当中的“幸运儿”。可以说,每年高考850分以上的孩子都有可能是“状元”。

  就拿今年这5个“状元”来说,据我了解,在学校举行的各次大考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拿过全级第一名,而且华附的学生至今也还没有出现过一个能连续2至3次保持全级第一。所以,“状元”并不值得过多的关注、过多的吹捧,有无“状元”也不该成为判断一所学校教学水平的唯一依据。

  记:但毕竟校外不少人是以此作为评价标准的,特别是去年一个“状元”都没有的时候,坊间有很多传言。

  吴:考出“状元”,无论对考生、家庭,还是学校,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毕竟是在比拼智力、体力和心理的激烈竞技中考出了好的成绩。但没有“状元”,我本来也认为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后来发现社会上,甚至是教育界内的一些人士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那是因为华附搞了很多分校,导致精力、资源、人力的分散而造成的必然结果,潜台词就是认为华附近年来进行的一系列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改革是失败的。

  外行人这样想,情有可原;但内行人居然也有类似的想法和质疑时,我确实感到痛心和失望。因为,假如教育界本身对“状元”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态度,我们又将如何给学生以正确的教育导向?!

  记:所以,今年要“发奋”扭转这个局面?

  吴:(笑)痛心归痛心,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要改变我们的教学方法。全校的老师都信心满满,坚定地认为我们的路并没有走错。

  简单地说,面对“关爱”,有时我们只能选择“走着瞧”。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措施不仅符合教育素质的理念,也符合培养国家未来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虽然目前社会上还有不少人以高考成败论英雄,这种现象我们无力改变,但我们更着重教育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人才基础。

  如果一定只用“状元”来衡量,那么我们也可以很自信地说,华附即使今年没有,明年也会有,明年没有,后年一定有,而且有的年份是多数。因为,“状元”虽具有偶然性,但它也是必然地产生于优秀的学生群体中,而华附正是培养优秀学生群体的地方。所以,我们不需要解释什么、证明什么或改变什么。

  不会为了提高一两分,逼学生做大量机械的练习

  在对学生的培养态度上,华附在广大的家长及小学老师心中,素以“自生自灭”著称——“过多”的自习课、“过松”的作息时间表、“过缓”的教学节奏。

  记:刚才提到“无力改变现在的评价体系”,那华附是不是也要着重打造“状元”,满足当下的社会评价体系?

  吴:当前的评价体系以及考核机制,虽然不全面,还未够科学,但在可操作的层面上看,它已经达到较为合理的水平了,确实可以选拔到人才。我们既要承认它的价值,但也不能估计过高。

  “状元”的出现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本身并不矛盾,但我们并不可以追求“状元”的数量。如果单只是追求“状元”多少,我们就必然会非常关心考试技巧和拿分技巧。这样一来,就会往往为了提高一两分而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做重复的劳动、机械的练习。

  事实上,我们认为,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训练学生思维的敏捷、加强学生的实践等,也许对提高考试分数没有明显的帮助,但可以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是优秀人才的成长之路,也一定能在不断完善和改进的高考改革模式中更好地体现出它的优越性。

  记:怎样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吴:比如,我们坚持16年让学生到农村中去进行一到两周“学农”,了解贫困农村、农民的生活。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的学生是优秀的苗子,他们以后都要挑起社会的大梁,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翁,因此他们必须要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头脑中一定要有农村、有农民、有弱势群体;从技术性的角度来看,城市里的学生缺乏生活阅历,让他们到农村中去,在乡间稻田中生活,了解农村的生活习惯,认识农村的政治、文化、科学,将会对他们积累写作素材、进行科学研究都十分有好处。

  不说长远,就说考试。随着命题方式的日益灵活,以后的考试将会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联想和融会贯通的能力,因此,如果只有课本内的知识,学生怎可能考得高分?!

  记:这就是传说中的“华附放羊”模式?

  吴:(笑)不要片面地理解“放羊”,单是每晚能使孩子10点半就上床睡觉就很不简单,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要么就是负担轻,要么就是等着被学生集体抗议(笑)。显然,华附的制度能长盛不衰的原因是前者,但也同时要求老师、学生都必须高度追求教学效率,有计划地为自己负责。

  我总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不知何时会摔一大跤

  从1996年正式接掌华附帅印以来,吴颖民仿佛总给人一种“铁剑书生”的感觉,在很多民间争议较大的问题上,总能抵御压力,把持方向。

  记:华附是广东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做这样一所中学的“当家人”,所担负的压力应该很大吧。

  吴:很多人认为华附校长很风光,实际上我自己总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不知何时会摔一大跤。正因为华附的影响很大、名气很大,我们都怕会“为名为累”。成功了,人们会认为理所当然;稍有闪失就是重大过错。家长和社会对华附的要求确实过高,所以我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做校长肯定有压力,特别是有争议,或要出谋划策的时候,需要挺身而出。像去年,外界说“华附没有‘状元’,教学水平滑坡,是因为办分校,分了心”,但我们心里最清楚,情况并不是如外界所说的那样。这时候就需要校领导站出来“辟谣”,给学生、老师打气。事实上,各间分校有各自的领导,他们都是原来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或校领导。他们的成功,是善于利用华附资源及自我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我们“帮扶”出来的。必须要明确这一点,才能不把“罪名”推到“名校办民校”上去。

  记:10年下来,有压力,但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使您的判断或者华附的一举一动,成为了省内很多中学的风向标。

  吴:这个不敢当。“华附”的牌子,是很多领导、老师、学生,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努力中不断擦亮的,并不是某个人的本事或功劳。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多思考、多总结,提多些好的点子,为广东基础教育的发展尽一分力。

  比方说,我们坚持走素质教育的路子,而且事实也说明了我们是正确的。不必看“状元”数目,去年我们的平均分是696分,今年的平均分是713分,创下广东历史新高,但却不是外人眼内的“奇迹”,而是我们坚持素质教育的必然结果。这或许能给其他兄弟学校一点启示。

  希望“综合素质评价”不再重蹈“推荐生”的覆辙

  明年高考将新添“学生综合素质”作为录取依据。吴颖民认为,真实性是引入“综合素质评价”面临的最大挑战。

  记:那一直注重和推行素质教育的华附,是不是对明年高考新添“学生综合素质”作为录取依据这一改革措施,有较为成熟的思考?

  吴:从明年开始,中学所提供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将作为高校录取的参考指标之一,确实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因为尽管分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生的学习状况,但无法展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根据多年的经验,引入的综合素质评价的确是一种进步,但要写实,不能变成抽象的八股式评语,要从若干个侧面对学生进行具体的评价才有真正的参考价值。

  我们认为,如何保障综合素质评价的真实性和对尺度的把握,是引入综合素质评价中最大的挑战。首先,信息一定要真实,如果缺失了真实性,就会极大地贬低本来很有价值的参考指标的价值;其次,因为不同的学校对于“优秀”的尺度衡量标准不一,不同的老师也有着不一样的视野和眼光,必然使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考核标准,但他们的评价结果却同样呈现在高考录取者的面前,这样就可能带来一种新的不公平。

  因此,我们建议综合素质的评价要尽可能地具体,比如说各个学生的心理素质、课余生活、课题研究、公益活动、自愿者表现、党团课学习和其他竞赛活动等,逐一写出,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在校表现,而不是八股文式的抽象、雷同的词汇。

  记:担心该制度重蹈“推荐生”的覆辙吗?

  吴:“推荐生”制度之所以最后还是被废止,很大程度就是“诚信问题”。起初是不拘一格广纳人才的制度,后来却有人利用它来谋私利,出现了诚信问题而为人诟病。

  因此,当我们希望“综合素质评价”不再重蹈“推荐生”的覆辙时,就有必要进一步建立起学校的评价考核制度。比如对不实的评价,一旦发现就要记录在案,建立起评价学生、评价学校诚信的数据库,相应地对真实性、科学性和可靠性有一个参照体系,正确地评价学生、评价学校。

  这不仅对高考录取公平有积极的意义,还对我国建立诚信社会、法治社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这一步走好了,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都会是十分深远的。

  图:

  华师附中校长吴颖民接受本报专访。本报记者王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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