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都有现实目的就是对社会负责

　　记者：作为“红色经典作家”，你怎么理解“红色经典”？

　　梁衡：常念为经，常数为典，经典要经得起重复，凡经典都超出了当时实践的范围而有理性的意义。创作红色经典，我总结出一个“三个原则”加“文章五诀”的创作规律。首先，“红色经典”是严肃的政治题材。第二，政治只决定了题材，表现却要靠文学。第三，政治题材都是大题材、老题材，这就要求有属于作者自己的新见解、新思想。

　　记者：您在1996年后，由山水散文转向政治散文，且主要以政治人物为主，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政治散文会不会缺乏可读性？为什么偏爱写大人物？

　　梁衡：我的经历促成了这个转变，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所有的创作都带有对社会负责的目的。政治散文一样有可读性，而且恰恰有很大的读者群。我想，一篇有思想深度和美学价值的文章，在不同的读者层次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触动，即使一下子理解不了，他仍然能感受到这是一篇好的东西。

　　我写的大人物有瞿秋白、周恩来、辛弃疾、林则徐等等，在他们身上都有打动人心的东西，第一，他们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第二，他们都有独立的人格；第三，他们大都有悲剧色彩，都为后人留下一点遗憾。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这是我偏爱他们的原因。

　　记者：有人认为你的写作、研究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你是如何理解的？

　　梁衡：我是个现实主义者，做任何事都带有明白无误的目的。我主张学术研究要服务社会。因此，无论是在文学、政治还是新闻领域，我始终强调要以社会为背景，解决现实提出来的难题。比如，研究新时期新闻学，一定要以新时期的社会背景为基本参照系；市场经济、执政党建设、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等，都是当前新闻研究的大背景。我们的新闻怎么处理这些关系，还有长久存在的报纸语言空话、真话问题，机关报机关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研究再多有什么用？而对学者来说又不是像管理部门那样下文件，他要从学术上、理论上有个理性的回答。作者：陈艺 兰岚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