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曾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候，有学生提问：如果有来生，您选择做什么？您答道：做官。为什么这样说？
梁衡：我敢于这样说是因为我这个年龄和身份已经不会被人误解为有什么野心。现在，“权”和“官”的名声都给弄坏了。其实官和权从来都是为了给民办事的，是为了实现自身最大抱负的。大官大权易成大业，这是客观事实。要不为什么历代、现在都有那么多人
抢着做官，而且官员中出的名人、伟人总比平民中出的多？你不能说人家都是有私心。有理想的年轻人，要敢于说出这样的话，做一个心忧天下，有贡献，有成就，经得起百姓评说的官。许多整天跑官的人，反而不敢说这句话。
记者：你政务缠身，却不断有美文问世、不断有新论提出，当官与写作、研究是怎么统一的？
梁衡：其实，它们之间并不矛盾，当官是一个制高点，在这个平台上，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务，这些工作一方面提供了鲜活的只有在这个高级层面上才能获得的素材，另一方面锻炼了敏锐的思维。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思想高度对于文学创作和研究都是难得的条件。当官的不利因素就是公务繁忙、时间有限。
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在会议间隙、在旅途中一点点构思出来的，再见缝插针地写下来，最后反复打磨推敲。《觅渡》写了6年，《大无大有周恩来》竟用了20年，从总理1976年去世后我就关注这个题目，到1978年北京市第一次搞总理生平展览，我从外地专程赶来看，写了《一个伟人生命的价值》。20年后，1998年，总理百年诞辰才又完成《大无大有周恩来》。这么多年来，我在新闻这个行当里揉来揉去，在写作上反复实践，在管理上反复实践，最后悟出了一些道理。其实，不管是做官，还是写作、研究，最后都要归结到一个“理”字，这是它们的相通之处。作者：陈艺 兰岚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