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赞助费”的发展方向

　　提起赞助费，人们立马会产生至少两方面反应：强制性交钱；学校行为。这两方面反应完全源自一种习惯性思维。前者，是对于一种词性长期变异过程的适应；后者，则是对于一种新现象悄然形成过程的不适应。

　　“西安药监局一分局揭牌，药店医院排队送赞助费”（《华商报》7月8日）事件的发生，大概可再次提醒人们，赞助费一词不仅仅是内涵有所变动，其外延也在不断地深化与

　　鉴于这一词语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再次翻开了中国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词典是这样解释“赞助”的：赞同和帮助（多指资金方面）。赞助费一词由此衍生。但是，自从教育机构在处理赞助费时，某些人的思维出现了一点偏差，这个词语从此便谬以千里。“赞助费”灵魂丢失的直接后果是，“义务教育”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顷刻间变得无法主宰自己的内涵。很多年过去了，尽管《现代汉语词典》经过了几次修订，但从来没把这两个词所改变或衍生的意义进行注解，使得这两个词在当代语境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谎言。

　　由于赞助费词义的不断发展，其所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在所难免。在教育领域之外，各行各业都在充分享受“赞助费”变革所带来的成果。在药品监督领域，西安一个区的药监部门仅仅在单位名称前加上“食品”几个字，也要大张旗鼓地搞一个揭牌仪式。揭牌之意不在揭，在乎赞助之费矣！尽管如此，收费者一边收钱，一边还会嘲讽式地拿赞助的原始意义来解释收费的理由：他们都是自愿的。咱们老百姓有理由相信，在“自愿”交钱的医院与药店中再出现一两次“齐二药”现象，也是值得拭目以待的。在公安执法领域，“海南万宁市东和派出所向辖区企业索要赞助费，不交者报警不受理”（《海南特区报》2月23日）的事件无疑会令闻者色变。原本温和的“赞助”一词再次让人感到冰冷与刺骨。

　　当赞助费的乱收费本性世所公认，对它们的矫正却是无章可循。这不仅在于它们的名称千变万化，更在于法律的软弱无力。但凡此类问题被昭示天下，总是有那么一些法律人士振振有词地声称：这不仅是乱摊派，该行为已触犯×法。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第×条对犯罪单位与个人追究××罪责。我深深为法律人士所浪费的表情感到惋惜，在他们呼声的背后，我们更多地只看到涉案的单位或个人退款了事，无须承担××罪责。而在教育领域，这样的违法行为还在合法地继续着。

　　我一度认为，母语的深邃来自于伟大的文学家思想的延伸，但万万没有料到，一些官员连眉头都不屑于一皱，就可以改变一些美好词语的精神属性。这也许是汉语的灾难，但最大的受害者却是受这些词语所支配的人。

　　当抢劫变成一种表演

　　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正义社会，违法乱纪的鼠辈只能在夹缝中求生。曾几何时，对于过街之鼠人们连喊打的勇气都丧失了，以至于对小偷吼一嗓子也是可贵的“见义勇为”。

　　“孕妇阻止小偷行窃遭殴打，路人围观像看戏”（《兰州晨报》7月8日）的新闻所描述的是一个屡见不鲜的场景。但在这个场景中，小偷对一个孕妇的疯狂殴打令人发指，人们成群结队地只围观不施援手，则比小偷的恶行更令人心惊胆战。当一场又一场的抢劫行为成为小偷的表演秀，可以想象，更多的“动作小偷”将因此产生强烈的表演欲。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古老的例子来警告冷漠的看客：“当他们杀害犹太人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杀害共产党人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对我动手时，已经没有人愿意为我出声了”。但是，除了公民道德的原因，我们还应当看到，社会救济的缺位与法律保障的滞后，也是产生看客的根本性原因。上述事件中，孕妇无钱疗伤只得悄然出院，以及“北京一小伙子上班时救人溺亡被指擅自离岗，单位拒绝善后”（《北京晨报》7月8日），都清楚无误地表明，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远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从法律角度讲，小偷犯罪成本之低，也是看客所顾虑的：就算小偷被捉拿归案，做一通笔录后可能就放出来了，这对于见义勇为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

　　可见，根除“看客”现象，更有赖于有关部门在制度设计上不要充当“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