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卫生部何以产生假想型媒体恐慌

　　作者：朱四倍（个人文集）

　　卫生部今日上午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进展及查处卫生行业商业贿赂案件指导意见的有关情况。在回答记者关于医患关系的提问时，主持人毛群安表示，如果媒体丑化医疗机构，可能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和广大群众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受到损害和损失。（见中国网7月10日）

　　媒体报道的“医闹”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是能否据此得出媒体在丑化医疗机构，实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医闹”现象并非一个地区所特有，媒体仅仅是在陈述事实，更何况媒体报道“医闹”的本意在于消除“医闹”产生的土壤，而非丑化医疗机构。

　　相反，卫生部认为这是丑化医疗机构，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假想型恐慌，是对医患关系不自信的表现，更是对公共舆论认识偏颇、背离理性的结果。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一种公众的舆论，这种舆论或者公开，或者隐秘，或者只存在于百姓心中，即便不公开宣扬，它也会通过各种方式不径而走。正因为如此，对医患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进行报道，并不是丑化医疗机构，相反是为了引起重视，是为了问题的解决，是以达到和谐的医患关系为目的的。

　　卫生部何以产生这种假想型恐慌呢？这是缺少公共理性的结果。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在一份判决的不同意见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除非言论所能引起的明白的祸患是如此紧迫以致来不及充分讨论就会发生，言论所导致的危险就不应是明显且即刻的。倘若还有时间通过讨论来揭穿谎言和谬误，得以教育的方式防止祸患，那么补救的办法就是更多的言论，而非强制的缄默。”我们知道，舆论是公众交流思想的需要，是社会秩序的“安全阀”，也是社会自治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媒体对任何团体和个人的批评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合理，但只要在本质上科学、合理，被批评者就应该接受，而不是拿出权力的大棒。只有这样，在公共领域中有理性能力的公众才能对一些问题进行公开、自由的讨论，通过讨论来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卫生部对公共舆论的恐慌，恰恰说明了卫生部对解决医患关系问题的无能为力，而这种无能为力更加重了卫生部对医患关系敏感性和恐慌程度，这是一个尴尬的结论。

　　理性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成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公共理性则是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其要义是以群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一般说来，一个社会人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并非难事，但一个社会群体要将众多“理性人”的选择整合为一种公共意志，则决非易事。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必须具备若干要素：社会高度开放，公众意志能自由表达，信息传播没有阻碍，公众选择权不受任何限制等。笔者以为，假如卫生部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假如具备了公共理性的能力，那么还会产生这种假想型恐慌吗？

　　在现代社会，一个以公共服务为基本理念的政府官员，必须对公众充满信任和保持敬畏，必须敬畏公共舆论，因为尊重公共舆论就是尊重民意。传媒在塑造公众价值观念、强化公众意识、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讳疾忌医，而要做到政府、新闻媒体和民众的良性互动。

　　笔者以为，卫生部产生大可不必产生假想型恐慌，只要认真面对问题的存在，进而解决问题就是公众的福音！

　　审稿：刘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