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学习型公民是怎样“逼”成的

　　周云龙

　　留意媒体上的报道，时时可以感到“学”风扑面：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班级、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公民……网络时代，知识更新跃上高速，信息供应进入宽带；学习，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社会人的终身选择。然而，学习型公民的大量出现，有的时候却又让我们高兴不起来。

　　譬如，去商场购物，你首先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质量监督管理方面的最新信息，了解哪种商品有什么质量评价标准、处于什么价格水平，至少你要掌握一点辨别钞票、发票真伪的常识；譬如，去菜场买菜，你要虚心学习，向书本学习，向专家学习，向市民学习，要看得出哪是注水的肉？哪是敌敌畏浸制的火腿？哪是含吊白块的面粉？哪是抛过光、涂过油的大米？哪是服过避孕药的黄鳝？哪是牛血、洗衣粉兑成的鸭血？哪是工业酒精加水兑成的白酒？譬如，到医院看病，你也要自学一点医学常识，免得医生给你重复检查、开大处方，至少你还得认识医生处方上的那些字……

　　我们是怎么变成学习型公民的？是因为社会运行的某种体制，还是被迫无奈？这个问题可以不必急于回答，不妨再推荐两个学习型公民的先进典型。

　　其一，西安的一名三轮车夫吕福山，小学五年级读了3天就辍学了，因为三轮车常常被交警没收，他就想向交警部门讨个说法，可是他的“讨法”之路却磕磕绊绊。吕福山便挤出时间把有关的法律法规都啃了个遍：《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宪法》、《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法规汇编》和《地方行政法规汇编》，至今他还可以大段地背诵出其中的部分章节。吕福山利用自学的法律知识与交警、街道打交道，赢了官司，讨回了权益，现在已成为西安闻名的“草根英雄”。（《半月谈》1月6日）

　　其二，安徽的一位大学教授李文峰，本来是电子方面的专家，为了揭开孙子陈子菁脑瘫的真相，她与安徽省立医院较量了10个年头。十年间，她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潜心钻研医学和法律知识，一共撰写申诉材料70万字，在一次次努力又一次次失败的挣扎中，李文峰眼镜的度数从600度上升到2700度。（央视《新闻调查》5月24日）

　　从电视上看到的李文峰，似乎已成了一名儿童护理和法律方面的专家，可是李文峰的“成就”却令我感到有些不寒而栗：我们的社会希望出现这样的专家吗？毫无疑问，一个社会，这样的学习型公民越多，意味着我们的生活环境越差；这样的专家越多，意味着我们的生存质量越糟。

　　也许，我们真的需要这样执著的学习型公民，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可以促进社会环境的改善，推动民主与法制的进程。正如通过自学法律走上诉讼打假道路的王海，他的举动就曾经唤醒了许多公民的维权意识，同时也“吵醒”了许多商家的质量意识、服务意识。然而，对于王海、吕福山等许多当事者来说，他们承受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他们又付出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环境的复杂、管理的无序、体制的缺陷，常常将人们逼上了“书山”，“逼”成了学习型公民。大多数公民可能都企盼和谐的、宁静的，而未必是豪华的、高贵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权利。如果有时间和精力，我们可以选择自由地充电，轻松地学习——不能这样被“逼”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