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字苓
年仅16岁的母亲英子看着怀里睡得正酣的婴儿，显得十分无奈。几个月前，英子被打工店的老板邱某强奸，她发现自己怀孕后报了案，却被认定没有证据。为将施暴者绳之以法，英子及其家人毅然作出令人心酸的决定——“产婴证奸”。经对婴儿进行DNA亲子鉴定之后，近日贵州省黔南州中级法院终审以强奸罪判处邱某有期徒刑7年。（据新华社7月5日报道）
读了这则新闻，心中不免多了几分忧虑，仔细想来，这几年来，通过类似生下小孩来举证强奸犯有罪的个案，媒体时有报道。如2000年，河南镇平县一名13岁的“放羊女”遭到同村的两个人一次次凌辱后怀孕，为了告倒恶人，生下了孩子；同年9月，广东连平一名15岁的少女被62岁叔公强奸后怀孕，为保存证据，只好让婴儿降世；2003年4月，辽宁盖州市某村一名存在语言障碍的15岁残疾女孩，被强奸后怀孕，生下孩子才成功指证嫌犯有罪；黑龙江省有一名女孩生下被强暴后而怀孕的婴儿，才成功指证嫌犯有罪。2005年重庆市也发生过类似案件，最后法院判决因为被强奸生下的婴儿的监护权由当地福利院所有。其实，在我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此类案情并非只有“产婴证奸”一条道，还可以通过提取胚胎茸毛、羊水穿刺术或打掉胎儿后有效保存其组织来鉴定取证。但做一个胚胎的DNA鉴定巨额费用，对于英子来说，也许比她生下这个孩子还要困难。假如当地政法机关、计生等部门从保护弱者的角度出发，及时对英子进行帮助和干预，告知其有效的维权途径，那么“产子”悲剧还会上演吗？但是，此类犯罪侵害的对象多为来自农村的未成年少女，她们和家人很少能熟识这些知识。在这种情况下，生下孩子讨公道往往成为其最简单的选择。
拿一个无辜孩子的一生幸福作为赌注，来赌正义的实现，这是正义所不能承受的痛。我们亟待完善受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那些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不应仅仅指向被告人，也应指向受害人。笔者认为用“产婴证奸”的办法来将施暴者绳之以法，从表面上看是彰显了正义，但这正义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在法治建设日趋成熟的今天，这样令人心酸的新闻一次又一次进入我们的的眼帘，不仅仅是凸显了法律之痛，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更让人担忧。但愿今后不要再出现此类悲剧事件，但愿有关部门能尽提早进行积极帮助和干预，告知有效的维权途径。尤其作为维护正义的政法机关，不仅有积极破案的义务，也有帮助受害者维权防止二次伤害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