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在余姚一家弹簧厂工作的一名姓陶的外来务工者，在报上看到“高温作业工人每月补贴120元”(俗称“高温费”)的消息后，弄了一份有100多名工人签名的申请报告递给了总经理。但公司不但没有采纳建议，反而以他煽动其他车间的工人签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为由，对他做出了辞退处理(7月7日《宁波日报》)。
在用工企业掌握强势主动权的情势下，作为一名打工者，“赤膊上阵”争取自己的
权益，确实要冒很大的风险，弄不好就会“维权不成先失业”。那么，谁来替工人维权呢？一是组织，即工会；一是法律，即国家制定的高温劳动保护法规。但是，许多私营企业要么没有工会，要么工会被边缘化，维权往往是“事后救济”，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工人也往往游离于工会之外。而法律的缺位，则使不提供高温保护成了一些老板作为“自私经济人”的必然选择。据宁波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2004年7月，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颁布过《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夏季防暑降温清凉饮料费标准的通知》，该文件只是指导性文件，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如果企业不给高温费，职能部门没有执法依据要求企业支付。而如今高温作业可以参照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还是1960年制定的。
有时，组织缺位、法律缺失的现实确实让许多维权者无奈。但是，就高温保护而言，法律的缺失并不说明权利的缺无。因为，只要是人，权利除了法律赋予，还有许多天赋的权利，比如，工人躲避高温伤害的权利。这是对人作为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没有法律保护一样存在。没有法律约束企业，企业主更没有“不把人当人”的道德负罪感，自然就会惟利是图；而没有对一些监管部门监管责任缺失的问责，他们事后也只能要么“和稀泥”，要么说“我也没办法”了。
作者：
易其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