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撤凯歌

　　今年6月30日是东江纵队奉命北撤山东烟台的胜利纪念日。1946年的6月30日，2583名东江纵队队员奉命来到惠阳大亚湾沙鱼涌海滩集合，准备乘三艘美国坦克登陆舰漂洋过海到山东烟台，数千名从抗日根据地赶来的东江父老也集中来到海滩，挥泪同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告别。当夜幕降临，起航鸣笛叫响时，战士们一齐唱响了《北撤进行曲》：“为了广东的和平，我们要离别战斗的家乡，我们要走上新的路程， 漂洋过海到遥远的北方……”这一曲歌唱东纵北撤胜利的凯歌，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独自摘取这胜利之果，暗中调兵遣将向我各解放区进攻。在广东就调来了新一军、新六军和54军等60个师，分别向广东各解放区进攻。我党为了全国和平不愿互相残杀，特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去与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方会谈，经过43天复杂尖锐的谈判斗争，终于签订了“双十和平协定”。国民党被迫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我党也作了有原则的必要让步，同意将广东、广西、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湖南、河南解放区让出，把上述地区的武装部队分批撤往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我东江纵队属于北撤之列。

　　可是协定公布后蒋介石迟迟不予执行，却暗中指挥入侵解放区的军队继续疯狂进攻。在广东，进驻东江的154师就分三路继续进攻惠、宝、边坪山、龙岗解放区。我军遵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组织强大力量给予迎头痛击。周恩来向国民党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军停止进攻。直至1946年1月10日，两党代表终于正式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

　　为监督停战协议的贯彻执行，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重庆三人委员会，并派出代表在北平组成军调处执行部。我方指派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军事执行委员。军调部成立后，由我方代表方方少将，国民党代表黄伟勤，美方代表米勒上校组成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来广东解决国共两军停战问题。

　　在军调处第八执行小组来广东之前，蒋介石已密令广东当局宣示“长江以南不在停战协定范围之内”。并限令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于此一月底肃清东江纵队”。内战在东江、西江和北江全面展开。我军全力反击，把国民党顽军一一粉碎。当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来到广州的第二天，张发奎在欢迎军调组会上依然宣称，“广东没有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只有零星土匪，不存在停战令的问题。”极力阻挠第八执行小组调处工作，并无理阻挠东江纵队前来参加谈判工作，连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也不让接见。

　　在此情况下，林平被迫发表一份抗议声明，发表在香港《华商报》上。随后又参加周恩来组织的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介绍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南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的情况，以铁的事实昭示东纵7年来在敌后抗击日伪军的辉煌战绩，揭露了国民党广东当局所谓“广东没有中共武装”的无耻谰言。林平的发言影响很大，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民主人士蔡廷铠、国民党南方总部负责人等先后发表了声明，呼吁停止内战，停止对东江纵队的进攻。人民的强大压力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广东中共武装力量的存在，并签订北撤的三条协议：（一）承认华南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同意北撤2400人，不撤退的复员，发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性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三）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具体回广东再谈。随后派出中共代表廖承志，国民党代表皮宗阚，美方代表柯夷组成重庆三人小组军事代表团到广州会同第八执行小组与广东军事当局谈判。

　　这次谈判，国民党广东当局虽提出许多苛刻条件，但都被我方一一化解，最后终于达成具体三项原则：（一）登船地点在大亚湾沙鱼涌；（二）人数2000余人（不超过3000人）；（三）时间自开始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1个月为限，不得超出。

　　6月29日，东江纵队2583人按照预定时间到大亚湾沙鱼涌海滩，齐声唱响《北撤进行曲》，挥泪告别了8年抗战的故乡，走向北去的战斗航程。经过7天的海上航程，7月5日到达山东烟台，受到烟台人民的热烈欢迎。北撤部队从此归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建制。1947年7月，正式成立两广纵队，参加了豫东、济南、淮海诸战役。1949年奉命渡江南下，于9月抵达广东东江与没有北撤留下的、后来重新组织起来的粤赣湘边纵队会合，组成解放广州的南路军，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广州。

　　今年是东纵北撤60周年，我们这些北撤的老战士都已退休了，但当年那种炽热的革命精神依然还在。我们要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