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调查(3)：“末代村长”话说城中村

　　文/本报记者樊克宁

　　有720年历史的石牌村在村建制被城市社区取代后终结。他从村长到董事长，和城中村一起走过风风雨雨

　　石牌村末代村长潘树勋，人称勋叔，有着720年历史的石牌村是在他的手上终结的。

　　勋叔当村长10年，在村建制被城市社区取代后，又在新成立的三骏公司（类似村委会的机构）当了五年的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作为石牌村的前任掌门人，他经历了城中村的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为全村1万多村民留下了一笔不小的集体物业，使村民作为集体经济的股东年年参加分红，并享受村提供的福利。在1997-2002年的5年间，三骏公司向石牌小学投资2000多万元，用村民的话说是“每天投1万蚊（元）”，保证石牌人的后代能够接受优质教育。现在勋叔退休了，把接力棒交给了村里后生董志军。但是，三骏公司仍然保留了他的办公室———年轻一代对勋叔礼遇有加，奉为“村宝”。

　　在三骏公司的会议室里，勋叔接受记者的访问，以下是勋叔的口述实录。

　　图：石牌村末代村长 潘树勋 樊克宁摄

　　城中村这样形成

　　政府征地留地“造就”城中村

　　城中村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当时政府搞开发，各个单位都来征地。从1982年到1995年，我们赖以为生的4400多亩土地全部征完了。当时，留了自留地（为形成村集体物业埋下“伏笔”）、留了村庄居住地（也为城中村的形成埋下“伏笔”）给我们。所以，城中村的形成政府有责任。央视记者采访问到，你认为政府有责任，你有没有责任呵？我当时说我有责任，就是对村民把房屋起到那样高，制止不力而已。

　　我有什么办法？城中村形成是从1985年开始的，政府那样猛地征地，大家说，我土地没有了，就这样给一点点补偿费，我生活没着落啵！看不到生活的出路在哪里，当时企业不大嘛，农民原来只是自己耕田卖菜生活的，人心惶惶。

　　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改革开放的原因外地人到广州来做事了，他们没有房子住，村民见到这种情况，加上觉得自己住得差，就有人开始在宅基地上建房。后来一看，咦，来租屋的人越来越多，加上人人手上都有一笔补偿费，就个个都建房了。村民很现实的，第一，物业是祖宗留下来的，不要败了它；第二，租屋也是生财之道，可以解决生活出路。当时是形势所趋，潮流如此。城中村就是这样形成的。

　　好多人质疑城中村毫无规划，破坏城市景观。当初我们曾经打过报告，要请政府作集中规划建设，政府说已有规划了。虽说有规划，又不见实施，村民就自己建房，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图：城中村的生活也可以充满人情味，一派和谐气象 本报记者何奔摄

　　没田耕村民建房出租

　　全村“耕屋”村长不例外

　　形成城中村后，村民没田耕了就“耕屋”。我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出租房屋，应该是最早的一批吧。当时起了三层半，我住一层，孩子住半层，留下两层出租。

　　记得第一个房客是汕头人，车衫（裁缝）的，两公婆带一个小孩，加上一个工仔。他们把衣车（缝纫机）放在大厅里，在外面接了货，就拿回屋里来车。真是好大噪音，我们要求他们夜里十点钟以后就不能车了。过了两年，他租了更大的屋，请了好多工仔。后来因为他超生，按村规我们不能留他。又过了两年，我在天河大厦碰到了他，他说，你到我家去坐坐。我说，你都没地方住，叫我去坐？他说，我买了好大一间商品房了，就在附近。我说你来了才五六年呵，居然买了房屋！真是本事了。

　　第二个房客是湖南的。当时村里大兴土木，建房子出租，他们来同本地人竞争，建设我们城中村。这些人挨得苦，人工又便宜，当中还有化州和电白的技术工人，我们村的人根本不够他们争。

　　还有1994年租住在我屋企（家）的那个人，也是一家三口加一个工仔，开始时租一厅一房。他在太平洋电脑城顶手租了个铺位，越做越好，把我家的两层楼全都租下了，住进来十多个人，都是大学生技术员，对电脑好熟悉的。他住了三年多，靠卖组装电脑发了财。

　　图：城中村也在进步。天河车陂公司进行村民素质教育效果良好，图为发放高中毕业证书会场。石慧平女士兴奋地给孩子看毕业证本报记者颜长江摄

　　曾经被称"鸡场""屠场"

　　讲不清的乱，讲不清的繁荣

　　当时整个村又乱，又繁荣，总之讲不清楚。乱，又有一个内部的秩序，是有秩序的乱。总之是有规律的，人家看来乱，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规律。

　　我们这里曾经被外面的人称为“鸡场”，因为有好多站街女；又被叫做“屠场”，因为不时死人，凶杀的、自杀的、病死的、吸毒的，好多原因。1994年前后两年，市政府有个调研室来调查后同我讲，你整个石牌像个工地一样，我站在你村口，一分钟有几十台车拉余泥出来倒。他又说不远有个大酒店，那里的“鸡”都是你们村的。

　　大概是2000年左右，天河区区长陈小钢来石牌住了三晚，我都不知。他说还住过冼村和棠下。他说你这条村比棠下好点。我问好在何处？他说，你们查身份证的时候，我给了一张假的，他一看就说：行了。其实身份证上的人不是我，我是光头，一眼看就不像了。不过都算有查过。当时村里24小时巡查的。他来的时候是城中村最差的时候，就是1999年同2000年，很多东西比如治安、环境卫生、村民生活习惯同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不很协调，这是事实。后来抓了城中村改造，环境改善了就好很多。

　　城中村的管理需要一个过程来找到一个方法。当时成天那么劳神管外地人，这样是管不定的。要抓住屋主，就什么都掂了（妥了）。以前什么人来租屋都行，现在要一样一样手续过关。如果你的出租屋出事，我们就找你算账：你有没有按照要求登记，有没有按我们要求的措施去做？他就惊了嘛。一家一户管好自己，就好了，不用那么伤脑筋了。如果光是协管员和派出所民警来管，不过百几人，现在个个屋主参与，就有2000多人来管啦。

　　总之一个宗旨，社会安定有秩序，不要出令人烦心的事。我们要稳定。

　　老村长评说贡献

　　要看到城中村积极一面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有多少人在石牌村出出入入呢？估计不到啰。80年代以前是不多的，主要是90年代以后。从90年代初到现在，以外来人口平均住半年计算，半年一个来回，一年就是20万人。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是保持这么多，有多无少。16年了，320万人。

　　90年代以前外来人口主要是民工多，还有做生意的，其中汕头人以做生意为主，湖南人以做杂工为主，化州、电白以搞建筑为主。邓小平南巡前后，增加了南下的知识分子；后来知识分子没那么多了，他就有屋了；90年代中期以后就是大学生、小白领、做生意和打工的多；现在打工的又同以前不同，以前是在工厂打工的多，现在是第三产业的多，他们主要是生意人请的工仔。

　　城中村本身也解决了好多外地人就业。比如士多店，已经发展到1200多个档口。80年代早期，好多都是我们自己人做。现在99%都是外地人在做，本村的可能一个都没有。一个档口解决两个劳动力，一年就是2000多外地劳动力就业。

　　出租屋还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对稳定失去土地的部分人也有贡献。村民的收入有三种模式，一个是分红，二是出租屋，第三是出去做事。村民普遍反映出租屋的收入比集体分红多。现在村集体经济分红一年有8000万元，村民的租金比这个多。

　　我1988年当村长，那时纳税很少，才一百来万元。现在，村企业三骏公司纳税已经超过2000万元，另外还有在我的物业中经营的呢，个个档口都要纳税，太平洋电脑城、华景科技园、华威达，以及好多在市场中经营的企业……对政府的贡献多大！我认为把村纳的税加上租村物业的企业各自纳的税，石牌地头纳的税超过4000万元。另外还有解决了那么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我都不知养了多少人！这些都是农民的贡献。我觉得，城中村所起的作用，不是外界所认为的全部都是乌烟瘴气，它有积极的方面。能够正确评价农民，我们的心就舒服了。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