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溪清流一瓢饮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贵大中文系读书。学校有一批优秀的学者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陈希文校长，是大家崇敬爱戴的师长。他作为归侨参加海陆丰起义的老红军阅历、曾任《工人日报》总编的身份，他那直质耿介、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人格，都令人肃然起敬。当年，校长每周一次的周末时事报告，是大家最为心仪的，每逢这一天下午，学校大礼堂内全校师生济济一堂，聆听陈校长评点时事，其观点新颖、剖析透彻、妙语连珠的演讲，

　　朱厚琨教授，是我们的现代汉语主讲老师。听朱先生讲课，为我们做学问和为人师表打下良好的基础。他那清晰、稳健、从容、幽默而纵横捭阖的演讲，令人难忘。

　　张汝舟教授，更是大家崇拜的学者、大家。关于他的人生阅历和学术水平，特别因为追求真理而敢与当时的大学术权威郭沫若争论问题的是非，令人佩服、肃然起敬。他没有直接给我们这个年级开课，但当年每逢下午他为其他年级同学开选修课时，有空我们都去旁听。张先生是高度近视，他手拿讲义，却无法去看，也不用去看，总是滔滔不绝，旁征博引，听者能感觉到他学识的渊博、思维之敏锐、有胆识的创见，令人佩服。

　　当然，老师还有许多，在这尺幅之间不可一一尽说。

　　离开母校到外地工作16年，阅历一番人间沧桑后，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又回到母校工作以迄于今。不过这次我是以“教师”的身份回来工作的。虽则韩愈赞美“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但更早的时候孟子却再三告诫人们：“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可见，以教育为业者责任之重大、艰难，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就业。此间有一个插曲，即在1983年的全国学术年会上发现，我与另一位先生的《周立波评传》论纲何其相似而撞了车。于是我痛下决心放弃之，另辟蹊径，走自己的独创之路。事实教育我，教学和研究都需要我重新学习，努力拓宽和深化自己的学养，更新思想，丰富思维方式，提高创造能力，跟上时代的发展。

　　我加紧了更新知识和研究方法的步伐。说要参加全国性学术年会的交流，科研处总是积极支持；说要上中国文化书院的比较文化研究班，教务处立即予以资助；说要进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查，科研处和电教科立即予以支持和配合；还承校长两驳基金相助。虽是筚路蓝缕，忙得“人比黄花瘦”，然而在全国的美学热和文化热中，我归化了中西方古代、近现代和后现代多种学派的文化理论和方法，以及田野考查的成果，形成了自己理解的文化学理论和方法，确立了“文化批判”的研究方向，更新了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开出了文化学、中国文化概论、鲁迅研究等新课。这些课得到学生们的认可。后来，学术专著《鲁迅文化心理结构解析》出版，也因此获得中央和省内外若干报刊杂志的报道、评论、转载和有关奖励。这些成果和荣誉应属贵大，它是贵州大学教学科研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我始终感到贫乏，感到应做的事还很多。我当毕生努力！

　　在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上，我一反应试教育的做法而为之。首先，不避自己的浅陋。课堂上把我在学术上的追求与探索体现在教学过程中，现身说法，展示给学生看，让他们独立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做，将来怎样去超越。其二，要求学生除研读教材和课堂笔记之外，要广泛阅读有关教材的作品和参考资料，把多方面的学问都投射到做中国新文学的研究性学习上来。其三，要求人人做读书笔记，把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电光火石似的瞬间思想闪光记录下来，也可对一个问题作长篇的论述，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另外，要求能创作的同学写作品，好的给予推荐发表。其四，改革死记硬背式的考试。要求学生按教材、教学、课外阅读所提供的材料，去分析论证一个中国新文学中的问题，当堂作短论文一篇。这种考法，当然首先要记忆丰富的新文学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用这些知识去独立思考，写成文章，发表己见。

　　现在回想起来，是犹如澄澈明净、甘冽清淳的花溪河水般的贵大校风、学风滋养着我……(作者系贵大中文系退休教授)

　　作者：徐明德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