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平“争”出“高考加分”之弊

　　海川

　　福建南平市检察院助理检察员任建平，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见义勇为者子女高考可获加分后，便将他2003年水中救人一事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见义勇为行为，因事过境迁未获认定，于是他就把当地公安部门告上法庭。

　　任建平无意中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我不想让我儿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据当地招生部门统计，南平10个县市，这两年仅在中考中享受各种加分的人数不下一两千人，高考加分人数虽未具体统计，可从近40人享受到“见义勇为加分”来看，总数也不会很低。如此庞大的加分群体，甚或损害了教育“起点的公平”。加分背后凸现了利益的分配，学校按照考分录取，一分之差可能意味着学生的错失机缘，因此，任建平的“争”不难理解。

　　教育部上个月公布了高考加分种类，细分为10大项，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鼓励性加分，如省级优秀学生，奥赛、全国性比赛、国际性比赛获奖学生等；另一类是照顾性加分，如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子女、台湾省考生，以及因公牺牲军人子女、残疾军人子女等。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是为了扶持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维护民族平等；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加分，是对军人为国家利益所付出巨大牺牲的补偿。总体来看，这些加分政策均出于大局，并无不妥，倘在操作过程中保证透明度，不会损害“起点的公平”。

　　可是，国家教育部给出的只是一个原则性政策，各地教育主管单位仍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可根据“地方实际”自行制订加分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自主裁量权的滥用，导致了形形色色的加分政策出台。如延安市日前以“建立有利于生育女孩的利益导向机制”为由，专门下发红头文件，对独生女降分录取，这一做法曾引起舆论的指责。还有个别地方规定，支边干部、教师、医生等人群的子女可享受加分，这些群体确实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功不可没，补偿也是应该的，但补偿最好是在经济领域，或者是荣誉表彰，“惠及子女”的加分政策并不是好办法。同样，给见义勇为者的子女高考加分，也是歪曲了补偿的本意。

　　见义勇为行为需要大力提倡，各地也出台了不少办法。如东莞规定，见义勇为受伤者最高可获50万元的奖励，上海则为因见义勇为而惹官司者提供免费的司法援助。这些公共政策，都是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补偿和鼓励。“惠及子女”也是一种补偿，但这种补偿伤害了同等条件下的竞争者，事实上，教育部并未把这种行为列入加分行列，主要还是考虑到加分人群的基数过多，会损害“起点的公平”。

　　加分政策是把“双刃剑”，把握得当，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倘把握失当，则事与愿违，造成遴选机制的混乱，有损于高考的公平。要避免被加分的双刃剑刺伤，首先，补偿性加分应透明运作，杜绝暗箱操作，保持“程序上的公正”，鼓励性加分应该慎用，宁缺毋滥。其次，对教育部门自由裁量权保持足够警惕，除了原则性的加分以外，地方教育部门对加分的裁量权予以压缩取消，从制度上防止滥用。

　　也许，正是制度所“逼”，任建平才会为争“见义勇为者”称号不惜诉诸公堂，既然在制度上存在缺失，强加给任建平道德上的指责便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