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社会公平这一课，我们该补了

　　该是着手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时候了。这是中央政府的决策，更是广大百姓的殷切期盼。而形象例证这一需求的“即时新闻”也有两条：

　　其一，美国“股神”巴菲特捐资370亿美元用于慈善基金，理由是“把巨额财富留给子女，会让其失去向上的动力，也不利于社会的平等观念”。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则在更早时便宣布将在今年8月后不再主理“微软朝政”，而全身心投入慈善事业回馈社会，因为

　　这便是美国首富的“财富价值观”，他们关心的是回馈社会，是“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条件实现理想”。以《论美国的民主》蜚声全球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则表示，正是这些美国富人，支撑着贫富同样悬殊的美国不倒。

　　其二，35岁的川妹子甘红从师范毕业后，自办幼儿园，因资金缺乏，幼儿园停办，便外出打工，想“赚点钱，让孩子上学条件好点……再把幼儿园整起来”，但在珠海一家服装厂，在每天都从早上工作到次日凌晨，四天累计加班超过22个小时的“赶活”之后，她却安静地死在了姐姐2平方米的出租屋内。原因是“过劳猝死”。

　　这是一位“中国基层劳工”的价值观。他们求的不过是能养家糊口，能过上稍好的日子，能办个幼儿园，“让孩子上学条件好点”。为此，他们不惜没日没夜地工作以致最终累死，而月薪可能也就是62美元或者162美元不到。

　　这两个层次不同、反响各异的新闻，只是千千万万类似案例中的“代表作”，但其说明和反映的问题却是一致的，即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均收入突破1000美元大关的同时，社会的贫富悬殊也以惊人的“高速”引起关注，而在“贫富观念”上的巨大悬殊，也开始引人注目。

　　或许，这是对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16水平的“大锅饭时代”的反弹吧；又或许，这是市场经济初期必须经历的“血汗阶段”吧。总之，我们的社会似乎正好验证了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在其《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著作中论及“社会效益”时所说：“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总是首先提出经济效益的目标，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提出‘社会效益’的目标。”

　　在“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之后，当基尼系数从0.16“成长”为0.46时，我们终于关注到了“社会效益”问题。是的，在社会效益、社会公平这一课上，我们落后了。

　　更有甚者，吴敬琏教授近日关于“实现全民低保，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补偿，国家财力可以支持”的言论一出，就被质疑为“前卫”。一个经济学家说出“有良心”的话，莫非还要引发“惊诧”再受指责不成？全民低保、免费教育等问题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指出，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居后，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对民生投入的落后吗？

　　事实上，绝大多数老百姓过日子靠的是工资，但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还不及美国的1/4。这就是说，人家有消费了，我们有发展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发展还没有完全做到让领工薪的普通大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在分配和再分配这些必须靠政府主导的环节上，我们存在制度方面的滞后，而在所谓第三次分配，即慈善义举的社会化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更是差之千里。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这个意欲和谐崛起的伟大民族，怕是要尽快补一补社会公平这一课了。(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