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调查(4)：城中村会演变成贫民窟吗？

　　文/本报记者樊克宁

　　越来越多的散工在城中村固定居住下来。有学者认为，城中村已具贫民窟特征

　　与流水般“见异思迁”的小白领不同，住在城中村里的人，有一部分人很少作水涨船高式的流动，他们要么水平流动，在不同的城中村流来流去，要么回流，住了一段时间就

　　城中村的农民工基本上是散工。散工中有一部分人沉淀了下来，他们来时是散工，现在还是散工，时间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有的在城中村住了十余年，却始终没能走出城中村。

　　越来越多的散工把城中村作为相对固定的住所。这种固定居住的比例逐年加大，因为原村民的陆续迁离、因为小白领的陆续转移。城中村会不会因此演变成都市的贫民窟？

　　图：晚霞下的广州棠下，有一种迷人的质朴。城中村的未来将会怎么演变？它会成为城市的贫民窟吗？ 本报记者何奔摄

　　走不出城中村的农民散工

　　天河村附近有个单位小区，小区路口长年坐着一对以缝补为生的外乡夫妇，他们天天来摆摊：两张小板凳、一架补鞋机和一架脚踏缝纫机，像上班一样有规律。楼盘刚建好时就搬来的居民说，那时这个地摊就已经在了，怕有八九个年头了吧。由于时间长，小区内的大多数家庭都找他们缝补过东西，由于彼此熟悉了，哪家要洗个抽油烟机，通个下水道什么的，跟他们打声招呼就行了。

　　最近，只剩下男的在守摊。来来往往的人们问，“老婆哪去了？”他就大声说：“上班了！”所谓上班，是被附近小店聘用去当了清洁工。对于人到中年又没文化的他们来说，这就算混得成功。他们知道自己这一代没有希望了，一心指望挣钱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下一代能翻身。

　　这是典型的城市散工。他们填充在所有城里人不愿干的又苦又脏又累的行当中，在这个现代都市的墙脚之下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三分之一散工想在城里安家

　　城中村对于农民工来说，既是一部分人的临时客栈，也是另一部分人的固定住所。住在城中村的农民工，有沉淀下来的和不断流动的两种人。相对而言，出租屋主比较乐意把房屋租给“稳定”下来的那一部分人，他们脱离了早期的不断挑选工作岗位的阶段，交房租比较正常，尽管还是要讨价还价。村里的原住民说：“他现在都是技术工人了。”又比如说：“他通沟渠都通了十年了。”又或者说：“他在菜市场有个档口。”他们从青年进入中年，孩子也到了上学年龄，携家带口在城里“安了家”。他们有自己的人际网络，同原住民也很熟，除了没有城市户口，从表面上看同居民中的低收入人群没有什么区别。一些村出租屋管理中心的管理人员说，租屋时间超过两年的比以前多了。这意味着，有一部分人开始把城中村当作相对固定的住所。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周大鸣博士主持的一项问卷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散工人群中，约七成人把家人孩子带进了城，约一半人在城市呆了两年以上，约四分之三的人对目前生活满意，约三分之二的人对目前工作满意，约三分之一的人想在城里安家。

　　散工是最弱势的群体

　　周大鸣博士认为，城中村的农民工基本上是散工。比如搬运工、钟点工、菜田临时工等等。他说：“我一直对城中村有自己的评价，认为它为广州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周大鸣博士还认为，散工是中国流动人口中最为弱势的群体。他们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行基本上来源于“城市垃圾”，譬如城市人丢弃的沙发、桌椅、床架、电视、洗衣机等，生活和生存状况都得不到制度保障。此外，他们还受到社会习惯的歧视，甚至打压。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市，但享受不到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不能真正融入都市生活之中。

　　已具有贫民窟特征

　　现在越来越多的散工把城中村作为相对固定住所，其中包括拾荒者。假如这种固定居住的比例逐年加大，城中村将有可能演变成为贫民窟吗？这反映了一种发展趋向吗？

　　周大鸣博士说，世界上所有大城市都有贫民窟，这是正常现象，不必将它看作城市之“瘤”。他认为城中村已经具有贫民窟的特征，他称之为城市贫困社区。他认为城市贫困社区目前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由旧村演变过来的城中村；一种是由老城区延续下来的低收入人群聚集区；还有一种是效益不好的传统大型厂矿宿舍区，那里集中了很多下岗待业的人。

　　城市贫困社区应得到扶助

　　周还认为，对于城市贫困社区，政府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类型进行管理。既然农村可以有贫困县、贫困乡，城市为什么不可以有贫困社区？贫困社区也应该享受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税收等。政府主要是在公共服务上给予这类地区以扶助，比如教育、医疗、防火、治安等，可以做一些专门的消防车，专门的救护车，以适应城中村狭窄的一米左右的小巷。他说，香港的离岛和新界都是这样做的。他表示下一步将会就城市贫困社区课题开展研究。

　　■对话城中村未来

　　贫民窟是趋势？

　　二手房改变了城中村客源

　　樊克宁（本报记者）：《广州城中村》的作者张建明博士说，房改以后，城市的宿舍区早已不“纯洁”了，很多外地人来租房子住，或者在这里买二手楼，他认为城中村作为出租房的唯一性已经不存在。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情况对城中村将产生什么影响？

　　郑孟煊（《城市化中的石牌村》作者之一）：城中村出租屋的产生是由于以前基本不存在二手房的问题，或者说二手房市场不发达，是市场导向的结果。现在很多市民把分到的福利房变成二手房，要么转手，要么租。过去城中村一直主要是承担了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中转站的任务，它的成本低，位置在城市中心，交通方便。二手房出现后，它环境、卫生、治安条件都比城中村好得多，必然会分流城中村出租屋的市场。

　　樊：这个问题在广东出现比较有意思，就是只要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东西就可以让市场去解决。当年就是这样出现了城中村，现在二手房分流城中村的客源，同样也是市场在起调节作用。

　　郑：这是发展的必然规律，并没有政府的主观导向。

　　老村长说：贫民窟是趋势

　　樊：我们能不能够预见一下城中村未来的发展趋向？由于大量福利房成为新的出租屋房源，小白领开始转移，城中村的农民工比例会不会越来越大，会不会演变成贫民窟？

　　潘树勋（石牌村原村长、党委书记、董事长）：这个趋势是肯定的。因为城中村始终不是一个住得舒服的地方，那些房子就算有窗都没有用，不可能有光线，房屋密密麻麻，有的地方打手机都没有信号。那些来创业的小白领，只要外面社区有好的房源，他肯定不到这里住。长期居住在城中村的，是因为他的收入只能够在那个水平上，没有办法住出去。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曾经考虑过专门为他们划出2000平方米的地，建一个专门的地方给他们集中居住，不要同那些来创业的小白领混住在一起，不过因为存在很多问题，一来是违法用地，二来他们中有很多社会问题，很麻烦。都已经规划了，当时土地很便宜嘛，就是搞不成。

　　政府应未雨绸缪早作应对

　　樊：如果看到这个趋势，政府要不要有所考虑？

　　潘：现在石牌村正在建村民公寓，开始逐步把村民迁出来，到2008年将全部迁出，那时城中村就剩下流动人口了。现在我们有200多个治安员分三班24小时巡逻，保证村里的安全。以后没有村民在里面住，那时石牌都不知还有没有义务再组织治安队，因为治安队要好大投入的。那时管理的责任就应该交给政府了，或者是找到新的对策。

　　樊：是不是也应该由市场自己产生解决问题的方法？

　　潘：交给市场这个是肯定的。像我们石牌这么成熟的城中村不改造的话，真的会变成贫民窟，外来人口全部占领，包括接管我们的学校。现在村民都有点担心，将来不住村里了，管理力度肯定小多了，怎么办？那时有可能有人来成片承包，有可能搞成湖南一条巷，湖北一条巷，这些问题都要预见到，当然不排除到时会有新的管理办法产生出来。总之政府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