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城建豪华风”拷问公共投入的理性

　　山东聊城将1/4的财政收入用于城建，兴建100米宽的马路，10公顷的城市广场，投资数千万元的博物馆和大剧院。有关方面的解释是：“城市建设是为经济服务的”、“兴建这些也是市民的需要”、“城市的规划都必须超前，起码要超前5到8年。”（见7月13日《南方周末》）

　　城建为经济服务、满足市民的需要、必须有超前意识……这些说法有没有错？似乎

　　我想，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的。公共财政资源有限，蛋糕就那么大，而需要投入的公共领域众多，城建、交通、医疗、卫生、教育、环保……对某方面进行倾斜性的投入，必然会导致其他领域投入的萎缩。城建，是不是需要摆在一个如此优先的位置？绝对优先投入所产生的效益是否与投入匹配？是否足以弥补其他投入不足所带来的损失？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政府科学论证并认真回答的问题，而是凭主观的臆测和简单的因果就可以作出的决定。

　　公共投入无疑是政府行政中最需要科学支持的领域之一。因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投入，可以使到公共资源得到比较合理的配置，社会公共事业处于一个相对均衡发展的水平，社会和谐也有了可靠的保障；而公共投入的结构性失衡，必然导致公共资源配置的低效，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进一步损害了民生指数。因此，找准公共投入的“点”与“度”，对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可惜，许多地方领导，或出自政绩需要，或囿于行政水平，甚至出自个人利益（大工程可以大腐败），对公共投入的决策缺乏必要的理性与科学性，脑袋一发热，就产生“大跃进”偏好——大机场、大办公楼、大马路、大立交、大广场、大绿化……结果出现奢华性的公共投入过多，一般性投入过少；观赏性的公共物品过多，实用性的过少；对强势群体关怀过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等等。结果，许多公共投入让公众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又未能从中获得合理的回报，是典型的劳民伤财。

　　浪费正成为一种流行病，超前就是一个漂亮的借口。

　　现在不是提倡执政为民吗？希望大权在握的领导们在做公共投入的决策之前，都能冷静下来，问问公众，问问专家，再决定政府手中的钱怎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