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宝马车主施暴，我为何满腔悲愤？

　　12日中午12点20分，丰台区小红门乡成寿寺路，一辆宝马车与一名骑车人发生轻微剐蹭后，宝马车主突然冲出来，将骑车人打倒。随后，宝马上的俩男子强行将骑车人架进宝马车后座，不断挥拳殴打。一分钟左右，骑车人奋力挣脱出来，俩男子则钻进车内，准备离去。骑车人站到车前，车牌号为京CG6789的宝马车毫不犹豫地发动。骑车人无奈躲开，宝马车扬长而去。（7月13日《京华时报》）

　　新闻一出，网上群情激愤，沸反盈天。那种愤懑之辞，那种绝望之言，那种极致的杀戾之气，那种凛冽的宣泄之息，弥漫在貌似虚幻的网络世界里。不能说宝马是为富不仁者的标签，也不能说开好车的都不是好人。但现实是，开宝马的又一次大行不义。行凶的理由很琐屑——“轻微剐蹭”，这使我陷入回忆。

　　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季，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我赴京游玩。那天上午，我打算到天安门广场，正当我穿过马路准备到对面的公交站台时，也许阻碍了一辆大奔的急驰，车主探出头来，朝我大声咆哮，甚至伸出双臂作挥舞状。我一时目瞪口呆，惭愧、错愕、惊慌……多年过去了，我始终忘记不了那张扭曲的脸庞。此时，骑车人的被殴让我感同身受，无限悲愤。

　　联合国关于人权的文件中规定一条，人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人们应该或可能“免于”什么样的恐惧？据我自己观察，凡是引起人们恐惧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它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见党国英《不确定性让人恐惧》）诚然，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太多的不确定让我们无法摆脱恐惧，比如安于本分的骑车人会料及飞来横祸吗？即便料到又有反抗恐惧的能力吗？

　　宝马车主为何敢于施虐？因为对手太弱势。他们把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奉为圭臬，弱肉强食，胜者为王，我之所以敢于羞辱、殴打你，是因为成本为零，后果无所谓，你能其奈我何？正是许多强权者坚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理实力决定一切，所以他们对弱者耀武扬威，甚至虐杀之。

　　学者孙正平在《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一文中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生活的底线经常被突破。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些基础在面临威胁。孙立平所言不虚。我们的威胁来自何处？来自二话不说痛殴骑车人的宝马车主，来自连交警都要打的刑警，来自动辄叫嚣“我就是法律”的法官，来自视流浪汉为草芥的民政官员……面对这些威胁因素，我们能不恐惧吗？

　　在解释社会生活底线被突破的原因时，孙立平说道：第一，一种强弱失衡的社会结构；第二，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的丧失；第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追本溯源，没有矫正强弱失衡的机制，没有捍卫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公器，没有制度性的构建，宝马车主施暴的场景就不可能消失。

　　人首先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为此，亟须消弭一切使我们恐惧的潜在与显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