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健
调查人员发现，农民维权意识普遍不强：村民纠纷一类的事情，农民们觉得应按村规民约来解决，不愿告知上级政府甚至村委会；如果遇到与外界密切相关的问题，如买到假农资产品等，农民一般会要求村委上报上级政府帮忙解决，只有极少数村民直接去找经销商理论。
调查统计数据表明，遇到权益受损时，只有不到1／10的农民会选择仲裁和诉讼渠道。农民对法律的生疏、司法程序高昂的诉讼费用和长时间的诉讼期等，阻碍了农民通过司法渠道表达权益。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村民通常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村委会，但由于村委会力量有限，无法为村民解决问题，很多村民慢慢对维护自身权益丧失了信心。
调研人员认为农民维权远离诉讼，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农村经济不发达，没有给农民提供更多与法律契约接触的机会。家庭生产基本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隔绝了他们与社会的联系，很少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在农民看来，法律是与自己无关的；即使发生了纠纷，他们也没有经济实力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有的人会觉得没有时间打官司，因为他们要干活赚钱。第二，行政权力过于强大，阻碍了农民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自身问题。在农村基层社会中，农民权利弱小，没有一定的财力、物力的支持，更没有足够的勇气，不会采用法律形式申请行政复议或对政府机构提起诉讼。第三，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低。调研中，81％的农民是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通常他们以家法代替国法，讲人情，不讲法律。大多数农民在发生权益纠纷时采用“私了”的方式；在自己的消费权利被忽视或受到损害时，比如，在买到劣质农用生产资料时，他们往往自认倒霉，“忍了”，宁愿吃亏保平安也不愿“惹麻烦”冒风险。
